影片版權受讓方能否以轉讓方院線宣發不足而降低轉讓費？

【原創】文/汐溟

影片院線宣發力度對票房成績有直接影響，而院線成績會影響影片的網絡發行及電視播映。在影片版權轉讓關系中，受讓方受讓網絡發行權，能否以轉讓方院線宣發不足為由主張減少轉讓費？

乙與丙簽訂影片版權轉讓合同，約定乙將影片廣播權和信息網絡傳播權轉讓給丙，影片的轉讓費總計700萬元，并根據影片在大陸的票房成績進行上下浮動。影片在大陸的票房過1.3億元，轉讓費為800萬元，票房過2億元，轉讓費為900萬元，影片在大陸的票房不到8000萬元，轉讓費為600萬元，票房不到6000萬元，轉讓費為500萬元。次日，甲與乙簽訂聯合投資合同，約定甲負責院線發行，乙除對該片投資外，還負責該片的廣播權和網絡信息傳播權向丙轉讓事宜。乙承諾：向甲支付轉讓費700萬元。甲乙確認：若最終該片票房超過1.3億元，且丙轉讓費高于700萬元，無需向乙支付任何費用。授權轉讓費不因乙與丙之間約定的隨票房變化的轉讓費的增加或減少而變化。乙按照付款程序向甲支付轉讓費的義務，不因乙未收到丙支付的授權轉讓費而得以遲延履行或免除。

履行中，影片票房收入為3000多萬元。乙僅從丙處獲得500萬元轉讓費，其認為系因甲宣發不足，致使影片票房成績低于預期，從而使其無法從丙處獲得700萬轉讓費。對于200萬轉讓費的虧損，應由甲承擔責任。乙有權從對甲的轉讓費中扣除，故僅向甲支付500萬。乙的主張是否有法律依據？

按行業慣例，電影的院線票房成績對網絡發行及電視播映有重大影響，院線票房越高，網絡發行及電視播映成績也越好。二者之間是正相關的關系。因此，在乙與丙的版權轉讓合同中，才將票房與廣播權、信息網絡傳播權轉讓費掛鉤，院線票房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乙的轉讓費收入。而甲負責影片院線的發行，院線票房實際上由甲的行為影響，甲的宣發投入及力度是院線票房的重要影響因素。因此，乙認為，甲宣發不足致使院線票房偏低從而影響自己轉讓費價格，在邏輯上能夠成立。

但是，在事實上，宣發不足的標準是什么？即便宣發不足，是否構成違約？即便構成違約，是否要承擔扣減200萬轉讓費的違約責任？

首先，按一般的常識，影片票房受很多因素制約，除了宣發方的主觀動因外，還受影片質量、觀眾審美、同期影片的供應量、排片量等客觀因素影響。故此，票房成績不理想，并非一定是宣發不力所致。

其次，甲乙投資合同中只約定甲負責影片院線宣發，此外未約定其他具體的標準，也未作要求，乙所提“宣發不足”的主張并無事實依據。即便宣發不足，合同中既然未約定合格標準，也就未將該行為認定為違約。退一步講，即便約定了明確具體的宣發標準，甚至限定了目標，甲未能實現該標準構成違約，但合同中也未約定此種違約行為應承擔的違約責任。在當事人未約定違約責任的情形下，乙提出扣減200萬轉讓費的主張并無法律依據。

再次，乙先與丙簽訂版權轉讓合同，后與甲簽訂聯合投資合同。實際上，乙先將影片版權賣給丙，再從甲處購買版權。在與丙的合同中，已經突顯出影片票房的重要性，其直接決定乙能夠獲得轉讓費的數額。乙本應該在與甲的合同中對此作出約定，如甲應保證影片票房實現一定的目標，如未能實現該目標，應承擔降低轉讓費的后果等。乙應將其在與丙合同中的風險轉嫁給甲，在與甲的合同中詳細體現。但乙在已知風險的情形下卻未在與甲的合同中予以規避。

第四，甲乙在合同中約定：“授權轉讓費不因乙與丙之間約定的隨票房變化的轉讓費的增加或減少而變化。乙按照付款程序向甲支付轉讓費的義務，不因乙未收到丙支付的授權轉讓費而得以遲延履行或免除”。據此，乙向甲支付700萬元轉讓費是確定的，不受條件限制，尤其與乙丙的合同無關。

最后，甲乙之間名為投資，但存在著作權轉讓關系，甲將影片廣播權、信息網絡傳播權轉讓給乙，乙支付700萬元轉讓費。雙方互負對待給付義務，存在著作權轉讓法律關系。通常情形下，如乙降低轉讓費，應以甲版權存在重大瑕疵為前提。甲的宣發義務與著作權轉讓關系無內在牽連性。

本文案例改編自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2013）東民初字第05052號民事判決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