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定解除權與法定解除權能否同時行使？

【原創】文/汐溟

常有當事人有如下疑惑：約定解除權與法定解除權能否同時行使？合同中約定有解除事由，該解除事由已經成就，同時當事人也有違約行為，且該違約行為屬于根本違約，已導致己方合同目的落空的后果，在行使解除權時，如在解除通知函中，既闡明行使約定解除權，也通知基于法定解除權有權解除合同，約定與法定解除權同時行使，如一項解除權行使不當，還有另一項補充。如此處理，解除權被支持得更為充分。

本文認為，約定解除權與法定解除權可以同時行使，二者的法理依據不同，同時行使并不沖突。

在北京大漠花海生態農業有限公司（下文稱“大漠花海公司”）與北京市懷柔國有資產經營有限公司（下文稱“懷柔國資公司”）著作權轉讓合同糾紛一案中，大漠花海公司同時行使約定解除權和法定解除權。一審和二審法院也是對其兩項解除權是否合法有效進行審理，并未否定約定解除權與法定解除權同時行使的合法性或合理性。因此，實務中，當事人可以同時行使約定解除權和法定解除權。

該案中，對于解除權的依據，大漠花海公司首先主張的是合同約定解除權。涉案合同中約定，懷柔國資公司違反本合同所做的承諾和保證，懷柔國資公司將向大漠花海公司返還全部已收款項并承擔全部款項20%的違約金，并且大漠花海公司有權單方解除合同。當約定事由即懷柔國資公司違反本合同所做的承諾和保證發生時，大漠花海公司有權解除合同。履行中，大漠花海公司主張懷柔國資公司違反承諾和保證，其依據合同約定行使解除權。其次，大漠花海公司解釋其解除權依據也包含法定解除權，并明確列明懷柔國資公司的多項違約行為。雖然法院對于大漠花海公司兩項解除權的行使均未支持，但無礙兩項解除權可以同時行使的結論。

根據我國《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二條第二款的規定，“當事人可以約定一方解除合同的事由。解除合同的事由發生時，解除權人可以解除合同”。觸發約定解除權行使的依據是事由。事由中既可以包含未來不確定的條件，也可包含確定性的事實，既可以是人的行為，也可以是事件。基于合同自由的原則，當事人有權締約合同賦予合同效力，使之“出生”，同樣也有權終止合同使之“死亡”。解除權屬于形成權，解除權人憑單方意思即可決定法律關系的變化。當事人所約定的事由，對當事人的訂約動機或合同目的有重大影響，當該事由發生時，當事人的訂約動機或合同目的已經喪失或受到嚴重削弱，己方的合同基礎已經動搖，故而其在合同中預先約定該種局面發生時該方當事人有解除合同的權利，以避免己方利益繼續損失。約定解除權以合同約定條款的形式存在，屬于合同內容，是當事人意思自治的體現。基于約定優先于法定的原則，若兩項解除權可同時行使，約定解除權應被優先考慮和援用。

在當事人沒有約定解除權或者雖有約定，但約定的解除事由沒有發生時，如當事人有解除合同的意圖，法定解除權才有適用的空間。除不可抗力情形外，法定解除權是一方當事人存在根本違約行為，致使另一方當事人合同目的落空時，受損害一方當事人享有解除合同的權利。合同目的落空是合同法定解除的實質性條件，而導致合同目的落空的原因中，除不可抗力外，預期違約、遲延履行以及其他違約行為均屬當事人的違約行為。通常情形下，法定解除權的行使條件是存在違約行為使己方合同目的無法實現。

約定解除權與法定解除權的發生根據不同，這為其同時行使提供了可能。合同中存在義務群，如一方當事人違反合同義務，該義務又具有主要債務的性質，對其違反已致另一方合同目的不達的后果，法定解除權便具備行使的條件。但同時，如果合同中約定了解除事由，該事由可能是某種客觀事件，與當事人的履約行為無關，但該事件已經發生，解除權人也有權解除合同。易言之，當合同約定的解除事由和違約行為同時發生，且違約行為構成根本違約時，當事人同時享有約定解除權和法定解除權。該兩項權利可以同時行使，均有合理根據。

本文參考判例為北京知識產權法院（2019）京73民終2727號民事判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