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的戰爭電影《細細的紅線》講述了1942年美國陸軍第25師的一個步兵連抵達瓜達爾卡納爾島增援海軍陸戰隊的故事。在那場戰役里，島上數千名日軍撤退到該地區的丘陵地帶，展開頑強的抵抗。

這一歷史事件為詹姆斯·瓊斯1962年的小說《細細的紅線》提供了背景。這部半自傳體小說提供了一些對人類狀況的深刻見解。導演泰倫斯·馬力克(Terrence Malick，曾執導過《惡土》和《天堂之日》)自1978年以來就再沒拍過電影，他看中了這本小說，并把它改成了劇本拍了出來。馬力克的重執導筒也吸引了很多大明星加盟，其中包括約翰·庫薩克、喬治·克魯尼、伍迪·哈里森、西恩·潘、約翰·特拉沃爾塔，以及當時還不太知名的阿德里安·布羅迪。

攝影指導方面，馬力克選擇了憑《燃情歲月》、《勇敢的心》拿到兩屆奧斯卡最佳攝影獎的攝影師約翰·托爾。《細細的紅線》最近都為他贏得了紐約影評人協會和國家影評人協會的最佳攝影獎。托爾最近接受了《美國電影攝影師》雜志的專訪，談到了和馬力克，這位好萊塢最神秘的導演合作的細節，以及漫長而又艱苦的拍攝過程。

以下是采訪內容。

Q：你是如何參與到《細細的紅線》這部電影中的?

約翰·托爾：我認識這部電影的其中一位制片人，格蘭特·希爾。他來自澳大利亞，他參與了我拍攝的第一部電影《風》。在完成那個項目后，他來到美國，在那里擔任《泰坦尼克號》、《黑夜幽靈》等電影的制片人。他這次和泰倫斯·馬力克合作了大約6個月，他們在物色攝影執導時，他給我打了電話，問我是否可以來。我們在電話里聊得很投機，當時就答應了。

Q：那是你第一次見到馬力克嗎?

約翰·托爾：是的，我對他的性格一無所知。當然，我看過他之前拍攝的《惡土》和《天堂之日》，它們都是很棒的電影。每當你看到這樣的電影時，你總是會想，“能和這樣的導演合作真是太好了，因為他顯然是為了電影而拍電影，而不僅僅是做一個商品那么簡單”。以前商業片和藝術片之間并沒有明確的界限；如今，這兩種類型的電影之間有了真正的區隔。我明白電影是一門生意，但從業者們并不是所有人都想在自己的職業生涯中只做商業項目。泰倫斯就想把《細細的紅線》拍成藝術電影，這在當時是很大膽的。和他交流過的其他攝影師也和我一樣對與他合作充滿熱情，而我很幸運，最后得到了這個機會。

Q：你是什么時候終于見到馬力克本人的？你對他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約翰·托爾：我當時在田納西州工作，泰倫斯住在德克薩斯州的奧斯汀，所以我專門去了一趟那里，我們花了一天的時間討論《細細的紅線》這個項目。我們聊得很愉快，我們也不知道最后會談到哪里，總之是在漫談。我發現泰倫斯是一個非常低調、有風度、謙遜的人，他總是說，“好吧，我是這么想的，你覺得怎么樣?”他從來不會強硬地說，“好吧，我們要做這個，這個，還有這個。”他并沒有從一開始就對事物有一個明確的定義，但他的直覺很靈敏，知道他想要的東西會往哪里發展。細節也是他邊走邊發現的。他能感覺到我們漫游的方向，能夠看清它，并且知道當他朝著最終的目標前進時，要做什么事情也愈發清楚。他認為在你接近目標之前，細致地制定好規劃是沒有意義的。

Q：你都做了哪些準備工作?

約翰·托爾：我們開了很多次會議，我們還去了瓜達康納爾島，那是一次難忘的經歷。這個地方變了，但變化不大。這是一個美麗的島嶼，它極具熱帶風情，很貧窮。該地區也是世界上瘧疾發病率最高的地區之一。在戰爭期間，雙方大量的士兵得了瘧疾;日本軍人的情況更糟，因為他們沒有充足的物資。這是他們作戰計劃中最大的缺陷之一，許多精銳部隊最后都餓死了。這基本上是一種非贏即死的局面，因為日本人就是不投降。

在瓜達康納爾島探險期間，讓我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這里的熱帶環境充滿了色彩。畢竟，我們已經習慣了觀看關于二戰的黑白新聞片。有一次，我們確實討論過將這部電影拍成黑白的，但這個想法最后還是被否決了。所有這些暴力行為都發生在色彩如此豐富的環境中，這種沖擊力是非常驚人的，我們覺得用任何其他方式去講這個故事都是不準確的。在對這個地區深入探索的過程中，我們對影片的調色和色彩有了很多不錯的想法。

Q：你為這次拍攝選擇了什么攝影機？

約翰·托爾：所有的器材都來自洛杉磯的潘那維申。我們拿了幾臺輕量級的鉑金相機機身，一臺用于穩定器，一臺用于手持設備。我們的第二攝影組由Gary Capo負責，他有幾臺Panastars和一臺Arri。在鏡頭方面，在斯坦尼康上我們使用了Primos和C系列鏡頭。我們也有3:1和11:1的變焦鏡頭，但我們并不常用。《細細的紅線》幾乎是一部全廣角拍攝出來的電影，所以我們主要使用更寬的鏡頭拍攝，比如40mm和50mm。我們的特寫主要是用75mm或100mm的鏡頭。我們不斷地爭取把盡可能多的地理環境拍進畫面。每當我們戴上一個更緊的鏡頭時，就會覺得好像少了點什么。

Q：你能舉例說明燈光條件是如何影響你和演員的工作的嗎?

約翰·托爾：我很喜歡片中飾演那個瘋狂上校的尼克·諾爾特(Nick Nolte)和他的副官約翰·庫薩克(John Cusack)之間的一段情節。這個場景發生在戰斗進行到一半時，諾爾特告訴庫薩克不要擔心士兵的死活，要集中精力向山上沖鋒。我們當時在一座山頂上，周圍都是被炮彈摧毀的樹干，這個場景非常適合外化角色的內心想法。為了在這個場景拍清楚演員的面部表情，我們選擇了一個光線充足的角度拍攝，并且生了些煙來軟化刺眼的陽光，也為鏡頭增加了一點動態。總之我們既想要展示環境，也想要創造完美的拍攝角度。這是我和泰倫斯的共識，因為那里的風景實在是太棒了。

Q：這段經歷對你個人有什么影響?

約翰·托爾：去瓜達爾卡納爾島實拍有利于我們了解當年戰爭的真實環境。事實上，這里仍然有很多戰爭時期留下來的東西。當地人給我們看了他們的藏品，包括武器、制服、頭盔等等。我們經常在島上的某個角落中發現戰斗的遺跡。其中一名助理導演甚至被埋在地下的一枚炮彈殼絆倒。

生活在那里也讓我們對那里的每個人都經歷過的事情有了更好的理解。島上叢林的環境非常惡劣——又熱又潮濕。我們參觀了書中描述的許多戰役的遺址，你無法想象那有多可怕。一想到這些人要在如此危險和殘酷的環境中生活好幾個月，還要打仗，我就覺得不可思議。我們在場的每一個人都能感受到當年在這里打仗的士兵所做出的犧牲，希望我們的電影最終能表達出這一點。

我相信泰倫斯最希望通過這部電影傳達的是：戰爭中真正的敵人是戰爭本身。某種程度上說，戰爭中的任何一方其實都是受害者。我很感激泰倫斯和格蘭特給我機會參與到這部電影的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