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影的「全球化」發展

2020-08-21 08:58 發布

摘要

全球化的本質是人類經濟、政治和文化一體化運行的過程。在全球化的進程中，中國電影經過115年發展，在全球電影業中已占據重要一席。在近年全球電影總增速不足5%的情況下，中國電影則貢獻出65%的增量，可謂成為促使文化全球化的重要引擎之一。

深刻的社會變革和全球競爭，使中國電影處于雙重互動中。在“引進來”與“走出去”“融進去”的過程中，中國電影還須回歸電影本體，理性且充分地表達中華文化，將人與人之間的友善和關懷傳遞給世界各國的觀眾，精心構建對外話語分層機制，增強自主創造力、感召力和公信力。

一、全球化進程的必然與客觀

“全球化”一詞已經在學界、業界和政府中得到了廣泛和熟練使用，這是因為它具有經濟上、政治上的中性，各方可以根據自我需求對全球化做出截然不同的甚至相互對立的解讀。而這樣的解讀，也隨著科技變革、社會進步在逐年增多。時至今日，各界對全球化的實質、內在動力和影響還沒有形成一致的看法。

贊成全球化的一方認為：全球化促使人類廣泛而自由地獲取各種信息，生活水平和品質得到顯著提高，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間的交流與理解得到改善。在資本和思想自由流動的過程中，國界、民族和文化界限開始消失，矛盾、沖突得以緩和，世界和平得到了基本保障。

反對的一方則聲稱：全球化是一種陰謀，甚至斷言世界大難臨頭的“野獸王國”即將到來，屆時人類及其民族、文化和個性的、獨立的精神理想都將不復存在。菲德爾·卡斯特羅是最反對全球化的代表人物之一。這位古巴革命的領袖強調，全球化的過程，掩蓋了一批跨國公司和許多帝國主義國家的利益。他不倦地揭露全球化的侵略性實質——敵視世界各國人民利益和愿望。這些反對者普遍認為，全球化就是以“思想和信息自由流動”為名，實際上進行著信息—文化帝國主義的政策，操縱著人類的感情、思想、利益和需求。［1］

如此，全球化成為各界錯綜復雜的探討焦點。從字面意義來說，全球化似乎意味著“全球擴張和全球主義”。毫無疑問，這反映當代世界發展的基本特點。

但是，全球化并不等同于全球性的現象。如氣象、地質、生態等，都是具有全球性質的問題。當我們發現一系列社會進程，如經濟、政治、科技和文化等開始具有全球性質時，就會想要著手研究這些進程。事實上，人們已掌握的自然科學之研究方法并不能揭示社會活動的成因、實質和特點。自然科學最多能憑借經驗確認人類及其創造的文明變成囊括整個地球的統一整體的過程，建立這一過程的數量模型和結構模型，根據推論來做出預測，等等。但與此同時，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卻不能回答我們的問題：“全球化”是客觀的、必然的進程嗎？它的特點和形式又是什么樣子呢？

如果依據人類活動規模不斷擴大這一明顯的事實來說，全球化是從人類起源就開始了。原始部落分別在全球定居，正是全球化最初階段。人類從學會用石器和火、馴化動物、嘗試農業耕作、灌溉、冶金，發明車輪和風帆，更不用說18—19世紀工業革命的成就——無論何種文明成果，其中每一項都標志著人類控制自然的能力越來越強。

另外，全球化可以被視為世界經濟一體化。各國在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中，只是統一整體的某個組成環節。從歷史上看，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開始于人類文明之初，此后還經歷了一次次侵略戰爭、各種文化和文明的融合、奴隸制帝國的形成和覆亡，直至今日。

全球化的第二階段是世界市場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上、在自由競爭的條件下形成并迅速發展。1840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就闡釋了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特征，“大工業建立了由美洲的發現所準備好的世界市場，世界市場使商業、航海業和陸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發展。這種發展又反過來促進了工業的擴展，同時，隨著工業、商業、航海業和鐵路的拓展，資產階級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了發展，增加了自己的資本，把中世紀遺留下來的一切階級排擠到后面去……不斷擴大產品銷量的需求，驅使資產階級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開發，到處建立聯系”［2］。馬克思和恩格斯還指出了精神上、文化上的全球化現象：“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2］

全球化的下一階段是在列寧稱之為“帝國主義的壟斷資本主義”基礎上進行的。競爭發展為壟斷，世界格局也因戰爭而不斷發生變化。而20世紀后期以來，隨著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的發展，及其對外直接投資的增加，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矛盾日益增加，人類也開始逐步進入全球化的第四階段。

這一階段發展至今，跨國、跨行業的合作得到進一步加深，雙邊或者多邊政治協定促成了國際組織的建立，人類的活動范圍也從地球外延擴展到了太空。換句話說，全球化向廣度發展的時代實際上已經結束，開始了向縱深發展的時代。

因此，全球化的本質就是人類經濟、政治和文化一體化的進程。這一進程經過了千百年的歷史。現在，我們不能再簡單地把全球化理解為一個全新的世界發展階段。世界不同文化和文明正在相互作用，并不斷豐富自身，努力形成統一整體的文化空間。在一體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全球化，正加速全球貿易、科技、人口的流動，世界正形成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格局。

《丁丁歷險記》劇照

二、電影，全球化的受益者

能夠最迅速被全球化的領域，一定是文化藝術領域。在當代，世界各國的人們不僅可以像20世紀30—60年代的美國人一樣，吃著爆米花，喝著可口可樂，看著電影；也可以坐在家中拿起手機、iPad等移動終端“點播”日本的動漫、中國或者韓國的電視連續劇；甚至還可以親自參與各式各樣的博覽會、音樂節、電影節以及嘉年華等活動。可以說，世界各國之間的文化差異正在逐漸縮小，并且在全球化的進程中模糊起來。在很大程度上，一國的流行文化，可能很快就會成為某一地區或者全球的共同文化。

弗雷德里克·馬特爾在《主流：誰將打贏全球文化戰爭》一書中曾指出，世界文化大戰已經爆發。這是一場各個國家通過傳媒進行的旨在謀取信息控制權的戰爭。［3］正是通過傳媒，文化和藝術，特別是電影成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諸如《功夫熊貓》《丁丁歷險記》《獅子王》《花木蘭》等美國電影，它們既不完全是獨創的，也不是非常美國化的。此外，如今的電影業，并不僅僅依靠銀幕占有率。電影周邊的衍生品以及后續的電視和移動終端播放與下載、DVD銷售等方式，都延續了其生命。

當然，我們還在電影的創作中找尋到全球化的蹤跡。比如：我們可以在昆丁·塔倫蒂諾、沃卓斯基兄弟等導演的作品中，看到香港功夫電影的風格；在《皇家賭場》中，聽到印度語歌曲；在《蜘蛛俠》的全球播映時，分為英語、法語、漢語、日語、印度語等版本。

在中國，電影的全球化始于1994年，第一部以分賬形式引進國內的好萊塢電影《亡命天涯》，開啟了中國電影市場的全球化。“這一重大舉措無疑可以在改革開放，打開國門、中國走向世界……迎接世紀之交的東西方文化撞擊等思想、話語系統中獲得其立意與闡釋；而在另一層面上，這一決定顯而易見將成為中國文化市場化的有力助推，同時是中國向全球化的跨國文化工業與市場門開一隙的肇始”。［4］

2001年，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電影開始了轟轟烈烈的“走出去”工程，《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文化產品和服務出口工作的意見》《關于鼓勵和支持文化產品和服務出口的若干政策》《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文化產業振興規劃》和《電影產業促進法》等一系列文件相繼出臺，確定了中國文化特別是電影的傳播政策與方向。

同樣，在全球化進程中，作為第三世界國家代表的印度電影，正被各國的電影研究者所喜愛。但在21世紀之初，印度電影還未被當作一個產業引起我們的關注。直到2008年，印度信實娛樂公司向夢工廠電影制片公司投資12億美元，以便同美國電影商開展合作，共同創造新的印度電影。經過幾年的合作，印度成功打造了“寶萊塢”。隨著全球電影市場的發展，我們在美國電影中也看到了印度的影子，如蒂姆·伯頓的音樂劇電影《查理和巧克力工廠》。

此外，越來越多的國際電影節，亦是電影受益于全球化的一個重要特征。如肯尼思·圖蘭所說，“當今幾乎找不到一天，是沒有電影節在世界某處的某個異國情調的城市舉辦開幕慶祝晚會的”。［5］盡管大多數電影節都是為了本國或本地區的電影而舉辦的一次盛會，但通常也會設置專門的外國語及獨立制片電影等公開展映的單元，以便讓這些電影獲得全球觀眾的欣賞。毫無疑問，電影節為世界各國的人們提供了尋找多元和差異元素的機會。

自20世紀冷戰結束后，戛納電影節、威尼斯電影節和柏林電影節開始產出民族、國家、種族、歷史表述、社會意識和藝術表達等多重話語系統。冷戰時期社會主義陣營的進步話語、歷史訴說、人民敘事和資本主義陣營的文化批判、藝術創新、人性視角，被統一于“世界電影”的“完整性的幻想”之中。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電影節促成了電影全球化表意系統的形成，電影的藝術表達和人文思想在這統一的渠道中馳騁于全球觀眾的視野中，進而造就了一種象征性的全球認知方式的彌合。

環視亞洲，我們會發現上海國際電影節、北京國際電影節以及釜山電影節等，則在區域內電影聯合的基礎上強調了亞洲電影的特性，通過亞洲電影，尤其是東亞電影的概念及親和力搭建起一個行業平臺，以促使亞洲各國進行“內部”的交流與互動。特別是北京國際電影節背靠其產業中心，在2013年就成為亞洲最大的國際電影交易市場，在2019年的第九屆北京國際電影節上，北京市場的交易總額更是高達309.028億元，比第一屆北京電影節交易總額增長了十倍之多。

可見，國際電影節在多重維度上，系統化地為電影生態面貌的形成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形成了電影整體性的經驗價值，促使節展文化成為一種語境式的閱讀方式。就像瑪麗·德·法爾克指出的：“這種體制不再基于藝術和商業的對立，而是圍繞一組與全球化相關的術語而建立起來的，這些術語包括空間/地點、移動性/普遍性、圖繪/蹤跡等，但這些成對的術語并不是按照積極或者消極的原則排列的，是按照不同的形式、變量集合的方式排列的。”［6］由此，全球化帶來的資本流動與融合，為電影提供了諸多機會，既包括在國際秩序中找尋自我價值，又建構了具有自我主體性表達的話語生產方式。

《查理和巧克力工廠》劇照

三、中國電影扮演了何種角色

加拿大傳播學者馬歇爾·麥克盧漢在《理解媒介》一書中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以便我們理解文化的全球化。不難想象，麥克盧漢利用的“村落”之喻，是借用了鄉村生活中的場景，人們相互熟悉、親密交流、彼此介入。在他看來，現代交通的發明，使地球的空間逐漸變小，也使直接的口語交往變為可能。那么，電子媒介的出現，又使人們反而回到了間接的文字交往，甚至干脆使空間區別變得多余。因為，我們無論居住在地球上的什么地方，都能共享到具有普世性的信息，由此供我們居住的這個星球，就變成了以往那種融洽的村落。［7］

即便文化的全球化起源于歐洲，但這并不意味著世界其他地區在全球化的發生和發展過程中處于消極被動狀態，只是因為歐美文化的侵入才卷入其中。相反，亞洲特別是中國在全球化的出現和發展過程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自中國引進《亡命天涯》起，歐美電影大片逐漸成為中國人文化生活的一部分。《阿甘正傳》《廊橋遺夢》《泰坦尼克號》和《黑客帝國》《哈利·波特》《復仇者聯盟》系列電影對中國造成的沖擊，給一部分電影業的管理者和研究者帶來了憂慮——美國的電影占據了我們的電影市場，我們則用票房養肥了外國片商，這不利于穩定國家電影業的軍心。這些憂慮有著相當深刻的歷史依據和合理性，深刻地反映著中華民族的責任感。

20世紀80年代末期，中國電影開始走向國際。以陳凱歌、張藝謀為代表的第五代導演，帶著《黃土地》《紅高粱》等富有中國傳統文化特色的電影，在法國南特、瑞士盧卡諾、英國倫敦、美國夏威夷等影展上相繼獲獎，這是中國電影參與全球化的第一次。《紅高粱》后來在1988年獲得了柏林電影節金熊獎，開啟了中國電影以國際電影節為先導的藝術電影之市場。

時至20世紀90年代，《霸王別姬》獲得了戛納電影節金棕櫚獎，《活著》獲得了戛納電影節評委會大獎，《秋菊打官司》《一個都不能少》獲得了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心香》獲得了夏威夷電影節評委特別獎等等，這些影片為中國電影在文化的全球化中占據了一席之地。但令人尷尬的是，中國電影的國內票房卻在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走進低谷，連續十年逐年下跌。從《中國電影年鑒》的統計收錄數據來看，1990年中國電影的票房收入22.24億元，發行收入10.54億元，觀影人數161億人次，2902萬場。到2000年，中國電影的票房收入竟然下降到9.6億元，中國電影的創作生產也因此顯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中國電影人開始更加深入地研究中國歷史文化，他們從浩如煙海的史籍和文學藝術寶庫中遴選原料，以期在傳統的文化資源中尋覓、捕捉、發掘那些具有“人無我有、人有我優”的獨特性，使接受這種文化的人群不斷提升幸福感的有效性，能夠揭示社會發展規律的科學性，能夠激發創造力的可持續發展性，能夠讓其他文化人群產生認同感的普適性以及具有強大情感力量的審美性等品質的藝術元素和創作契機。于是，《英雄》《十面埋伏》《神話》《無極》《夜宴》《滿城盡帶黃金甲》等中國電影大片相繼誕生。首當其沖的《英雄》，在國內取得票房2.4億元，在北美市場的發行收入達到2000萬美元，并迅速讓中國電影進入西方觀眾的視野，推動了國際市場對中國電影的關注。不可否認，中國電影在這一時期，以“中國特色”的新姿態進入了國際商業電影市場，在原本相互隔閡的東西方文化中，架起了溝通的橋梁。

中國自2012年取代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電影票房市場后，電影業的發展更是突飛猛進，平均每年票房的增長率都會超過30%。在近年全球電影總增速不足5%的情況下，中國電影還貢獻出65%的增量，可謂成為促使文化的全球化的重要引擎之一。

2017年的世界經濟論壇指出了全球化的新方向：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想下，全球化將從過去400年在大西洋、太平洋興起的海洋全球化，逐步推進到海洋同內陸打通的這樣一種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全方位的全球化。此外，隨著科學技術變革，世界互聯的網絡化、數字化和智能化正推動全球化向縱深發展。

2020年是中國電影誕辰115周年。這115年，是近現代中國在西方列強和日本軍國主義的殖民擴張和戰爭威脅中逐漸覺醒、被迫抗爭和曲折前行的一個多世紀，亦是中國電影不斷生長、修復、繁榮，積極面向世界的一個多世紀。回顧過去的2019年，《流浪地球》在國內取得票房46.84億元，海外票房接近4500萬元。這部電影比較少有地引起了海外媒體的強烈關注，《紐約時報》等媒體紛紛感嘆：“中國電影終于加入了太空競賽”“影片接近好萊塢大片，但同時又展現了自己的特色；表達出了愛國主義但并沒有上升到極端的民族主義。”的確，《流浪地球》中抒寫親情、友情，承載著全球人類的希望——立足全球，用電影語言闡釋了世界“和而不同”的理念，表達出關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思考。可謂中國電影走向世界的一個新標志、新代表作。

時至今日，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正在為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而奮斗。我們有理由相信，當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新一輪全球化相交匯，勢必影響世界文化的走向。

《紅高粱》劇照

四、全球化進程顯現

當代中國電影的“盲點”

政府作為政策的制定者，又同為市場的參與者，過往因行政干預而發展壯大的電影業，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市場的生產積極性和資源的使用效率。但是，經濟或者某一領域的繁榮發展不能僅僅依靠市場機制就得以實現，它還需要一個相對穩定的環境和持續性的扶持。因此面對全球化帶來的機遇與挑戰，一國在與世界各國的復雜交往過程中，各國政府對產業的介入核心都開始轉向進行實時戰略規劃、信息指導和政策協調，并通過制定和完善政策，對產品生產及市場活動進行調控，以保證產業鏈的完備。

當代中國電影業的發展，除受益于國家允許的資本、技術和技能的支持外，也受到市場分配、影片定位、觀眾關聯度、品牌豐富性的影響。因此，電影行業中，激烈的優勝劣汰隨處可見。特別是自《電影產業促進法》實施以來，中國的銀幕數量、觀影人次都呈現出幾何級的增長狀態。根據國家電影局、國家電影事業發展專項資金管理委員會辦公室最新統計，2019年全國電影總票房642.66億元，同比增長5.4%；國產電影總票房411.75億元，同比增長8.65%，市場占比64.07%；城市院線觀影人次17.27億。2019年新增銀幕9708塊，全國銀幕總數達到69787塊。［8］可以說，電影業的進一步增長離不開各個影視公司旗下先后推出的電影項目，以及一批擁有創新力及內容口碑俱佳的影片。

21世紀以來，中國電影可謂成績斐然。但若無法規避隱約的產業發展危機，電影業的增速恐將放緩，電影項目將擱淺，影視“寒冬”也可能會有所持續，甚至惡化。

首先，從全球綜合博弈的高度看，國家的文化戰略是國家全球綜合博弈的重要組成部分，電影業更是文化戰略中推動國家軟實力躍升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因此，政府、非政府性公共機構以及行業協會、企業之間的有益結合，既要立足綜合國力，又要圍繞促進綜合國力提升的宏偉目標而進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至今十余年，影響國家經濟周期協動性的重要因素，就包括國際直接投資、國際生產體系下跨國公司的全球化管理以及短期資金流動。以內容為核心的產業整體創新帶來綜合國力的提升，這對防范競爭風險起到了一定作用。2018—2019年，中國電影業則出現了明顯的分化，以“內容為王”講好故事，確實成為保證票房的不二法寶，但客觀而論，中國電影業的全球競爭目標不明，從管控轉向引導的方式還比較單一，尚未建立、孕育內容與技術的創新培育體系，形成創新驅動的發展局面。

再者，在市場競爭越發激烈的當下，文化沖突與文化交流并存。強勢的普遍主義文化依托強大和完善的全球傳播發行體系搶占發展空間，壓縮弱勢文化的生存空間，限制其傳播影響力的發揮，甚至可能徹底改變弱勢文化。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當前，中國文化的國際化發展僅僅限于單方面的“走出去”，還沒有真正地“融進去”，這導致了部分海外受眾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度、接受度偏低。同時，面對以好萊塢、寶萊塢為代表的海外電影業在政策紅利中對中國市場的搶占——其宣傳發行“套路”越發嫻熟，宣傳發行活動借助流量明星知名度和粉絲號召力提升熱度的如此困境，中國電影《戰狼》系列、《流浪地球》《哪吒之魔童降世》等，給我們帶來了一次次新體驗。這說明了文化自信正影響著中國人的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但面對西方國家新的全球文化滲透，中國電影還欠缺深入結合國情，合理演繹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充分回歸電影本體，找尋、確立人類文明發展中的文化共生和契合點的力量。

此外，“當今世界是開放的世界，藝術也要在國際市場上競爭，沒有競爭就沒有生命力。比如電影領域，經過市場競爭，國外影片并沒有把我們的國產影片打垮，反而刺激了國產影片提高質量和水平，在市場競爭中發展起來了，具有了更強的競爭力”。［9］實際上，在中國電影走向世界舞臺的過程中，已潛移默化地影響了西方舊時的思維邏輯和價值判斷。但政府的文化治理作用卻未充分發揮，作為市場競爭主體的產業的規模化、集約化、專業化水平亦有待提高。同時，對非政府公共機構來說，特別是各式各樣的電影產業基金，其尚未以自己的積極性和分擔政府行政事務的能力與政府形成合作共治的局面。

伴隨著全球化進入新的發展階段，中國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海外資本、文化產品和服務將加速進入中國市場，其所帶來的巨大沖擊和嚴峻挑戰，以及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攜其具有優勢的文化產業通過國際貿易和投資越來越快地進入中國市場，且越來越多地占有市場份額，這導致西方意識形態和文化價值觀在中國產生了越來越廣泛的影響。介于政府、企業之間，商品生產者與經營管理者之間，生產商與消費者之間的行業協會，諸如中國電影家協會、各省級電影家協會等，未充分利用自身優勢搭建有序的合作、交流平臺，電影業尚存一些因無序競爭而引發的內容同質化抑或“打政策擦邊球”的現象。

我們已知，因全球化的力量促進了跨國電影業的全球擴張和區域服務生產網絡的形成，過度地集中國家力量可能導致電影業更加依賴于生產和服務網絡，并不利于形成不同的產業集群，實現成本降低、生產和營銷效率提高、激勵市場方法改進等多種集聚效應。目前，中國電影業的跨國指數還比較低，在全球布局、整合全球資源、打造中國品牌方面還處于初級階段。擴大國內發展，進一步加快國家電影整體“嵌入”全球生產網絡，推動與世界各國間的互動，促使中國電影業不斷創造創新又保持自有價值，這才是面對全球化我國電影首選的發展路徑。

《戰狼》劇照

五、反思：國家理念與機制的重建

我們不能否認的是，全球化時代國家之間的競爭或者合作，不但多半只在幾個大國之間“來來往往”，而且，這種“來往”極富含金量。事實上，全球化對于當代中國電影意味著一種雙重互動：一方面，海外電影業對中國電影發揮影響和作用；另一方面，是中國電影“走出去”，參與全球市場競爭。“引進來”與“走出去”“融進去”恰好是當代中國電影與世界互動體系中的主要要素，這亦提醒我們需要時刻進行反思。

一是什么才是當代中國電影最需要表達的內容？顯然，那些多么當代的話題無論如何重要，都不會比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標識、文化精髓更為重要。五千多年的文明發展進程中，中華民族創造了博大精深的燦爛文化。面對全球競爭，世界各國電影紛紛尋找新的國內和國際傳播方案，中國電影自然要充分展示中華文化的新魅力，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當代國家發展相適應、相協調，以人們喜聞樂見的影片表現出來，立足本國又面向全球傳播。同時，還應注意到，中華文化不能僵硬地被傳播，不可再單純地以崇尚儒學傳統、宣揚“四大發明”等為核心，而應基于具體的國情、人民的需求，加強、重視與目標受眾的互動。

二是如何傳播當代中國的價值觀念？中國夢，把國家、民族與個人連成了一個“命運共同體”。對美好未來的向往，不只是中國人的愿景，也是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夙愿。“命運共同體”又把中國與世界各國聯系在一起，其實質就是世界各國共創、共享更多的發展機會與成果。全球任何一個國家的歷史文化中，都有關于和平、發展、公平、正義、美好生活的哲學思想、文學作品和歷史故事。因此，在傳播當代中國價值觀念時，中國電影應注意避免多元文化中的沖突和誤解，體現這種新時代的中國特色，又需要將中國價值分享給世界——關注人的價值，表達人與人之間的友善和關懷，讓人們找到內心的溫暖和歸屬。

三是接納海外資本、技術和技能的中國電影是否應有其限度？全球化已經成為一種因人類文明發展和對美好生活的欲求而產生的強大勢能。但是，放任全球化的勢能而不加以規制則是非常危險的。而技術同樣是當代社會另外一種重要的隱性權力之源，資本帶來的技術、技能革新，可能會打破既有權力體系及其平衡結構，演變出各方利益的爭霸。電影業的發展須順應全球化的潮流，但也需要適應國家林立的事實。也就是說，要考慮對現存政治體系的適應度，既不能無限引進，也不能一味迎合全球化。因此，中國電影在接納海外資本、技術和技能時，應以可控制為限，一旦海外資源的意志凌駕于國家之上，則失去了其正當性與合理性。

四是創建何種機制來提升國際話語權？很大程度上，話語權的產生與掌控，在于人們以合適的言語來謀求輿論的主動性，并獲取最大限度的受眾認可，以達到既定的目的。當代中國的電影，應以擷取全球思想文化精華的胸襟，挑戰多元文化的差異，嘗試在海外設立制作基地或進行資本投資，不斷加大國際傳播能力，精心構建對外話語分層機制，增強自主創造力、感召力、公信力，縮小與以好萊塢電影業為代表的電影品牌化的差距。

或許對中國電影業來說，全球化并不是福音，而是更為深刻、更為殘酷的競爭。正鑒于此，在這場殘酷的競爭中，中國電影人必須積極面對和認真思考，如何增強中國的電影業優勢和全球競爭力，并在全球市場中迅速占據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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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來源/導演幫（ID：daoyanbangw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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