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電影》的辦刊實踐及特色丨研究報告

2020-08-18 09:54 發布

摘要

《國際電影》是香港地區出版的一份長壽且影響深遠的電影刊物，它創刊于香港國語電影工業的轉型期，以圖文并茂、印制精美、傳播廣泛的總體品格，以及折中雅俗、頌贊現代的辦刊特色成為同時代影刊中的佼佼者。作為附屬性刊物的辦刊典范，《國際電影》在產業層面有效促成電影工業鏈的跨媒介聯動，在文化層面以行之有效的話語邏輯調和商業訴求與文人理想，其出版實踐不但積累了豐富的辦刊經驗，也形塑了海外華人的文化記憶，具有重要的電影史料價值和文化研究意義。

被譽為“紙上光影”的電影刊物，自1921年誕生以來一直與現代出版業和電影業的激越發展同頻共振，在不斷演化中形成豐富多元的形態和厚重的歷史傳統。電影刊物的出版熱潮端賴大眾文化的普及，并依托紙媒及電影的行業繁盛，因此，除民國時期的上海，“二戰”后的香港同樣值得關注：大量媒介精英南下會聚造成報業發達，制造業的興旺帶動市民文化發展，電影業也在整合重構中奠定作為“東方好萊塢”的基礎，這些因素迅速造就了電影刊物的次第涌現，創刊于1955年的《國際電影》就是其中一個極具研究價值的個案。

作為商業性附屬刊物，《國際電影》伴生于國泰機構這一跨區域影業公司在香港的拓展，全盛期發行量高達10萬冊，極大程度上主導和形塑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海外華人的文化記憶和現代想象。更為重要的是，該刊集結了一批有著深廣文脈及豐富報業經驗的編輯者，于表達文人理想、實現宣傳目標及迎合市民趣味的多重邊界不斷調校，最終找到一條行之有效的話語邏輯和文宣策略，其豐富的辦刊經驗及深遠的文化影響都值得省視和總結。

一、一個健全的產業鏈條：
創刊背景與屬性定位

（一）處于香港影業轉型期的“國泰機構”

《國際電影》的成功與其依托的母公司——跨區域經營的娛樂業巨擘“國泰機構”緊密相連，它由海外華商陸運濤創建，以新馬為市場腹地，從興建影院起步逐漸涉足發行、制片領域。時值20世紀50年代初期，香港國語影業正因市場狹小陷入困境，國泰機構乘勢成立國際影片發行公司（簡稱國際），支持香港出品以供應東南亞地區的放映網絡。在此基礎上，《國際電影》于1955年在香港創刊，它作為一個重要轉折點，不僅標志著新馬華商影業資本登陸香港的肇始，也成為香港國語影壇由危機向轉機過渡的分水嶺。

1956年，國際與永華合并，成立了香港影史上著名的電影懋業有限公司（簡稱電懋）。電懋延攬到張愛玲、宋淇等文化俊彥和岳楓、易文等專業編導人才，同時以現代制片理念在香港率先建立起集生產、發行、放映于一體的跨國/區的垂直整合制片廠體系，拍攝完成《情場如戰場》《曼波女郎》等一批極具現代氣質的佳作，在工業結構和文化視野雙重層面給香港影壇帶來變化。遺憾的是，1964年的一場空難導致以陸運濤為首的公司管理層多人罹難，次年電懋改組為國泰機構（香港）有限公司（簡稱國泰），終因缺乏有力的領導者逐漸減產，直至1971年正式退出香港制片業，《國際電影》亦于同年停刊。

縱觀國泰機構在香港的十數年經營，不但引領國語電影步入黃金期，也奠定了香港作為“東方好萊塢”的工業基礎，推動香港電影走上現代化、企業化和多元文化之路，而伴生于國際、電懋、國泰三階段的《國際電影》，同樣見證并形構了這段影史的輝煌。

（二）作為商業附屬性刊物的《國際電影》

《國際電影》是月刊電影畫報，雖然該刊自陳定位為“以超然立場”報道電影動態，是擔任“觀眾和制片家橋梁”［1］的大眾傳媒公共話語平臺，但就本質而言，則是國泰機構的附屬性宣傳刊物。

區別于公共性刊物，附屬性影刊由母公司資金支持出版，其內容言論也主要為提供資金的上級機構做宣傳服務［2］，由此可見，經濟和組織架構是否獨立、內容編排是否具明顯宣傳導向是衡量附屬性刊物的主要基準。從隸屬關系看，《國際電影》的歷任主編朱旭華、黃也白等人均為公司管理層，且都曾兼任宣傳部主任，辦刊活動是宣傳部營銷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經濟層面，該刊創刊伊始即定價每期港幣八角且十數年間未有調整，顯然得到母公司資助而非遵循市場規律運作；內容方面，雖然也強調對影壇公共事務的關注，但主體仍是為本公司造勢的軟性宣傳，以期吸引觀眾的觀影欲望、增加公眾對品牌的認可，其商業導向性不言自明。

對電影公司而言，附屬性刊物擔負著電影營銷環節的宣傳、溝通、反饋功能，作為產業鏈的重要一環構成跨媒介的聯動效應，不啻為穩定的宣傳窗口和影像延伸利器。但在戰亂頻仍、民族危亡的中國早期電影發展圖景中，只有少數兼具實力和野心的電影公司做出了嘗試，其中較具代表性的是民國時期上海出版的《聯華畫報》《新華畫報》。在香港地區，20世紀50年代前也有諸多影刊，但大都不成規模也無特色，《國際電影》的辦刊實踐無疑打破了這一局面，依托母公司的實力，它在延續上海傳統的基礎上注入時代內容，在版式編排和文宣策略方面都折射出文人氣質和現代企業精神相融合的獨特風格，“真正成為建構企業文化的重要途徑”［3］。

《情場如戰場》劇照

二、一份傳播廣泛的畫刊：

版式編排與發行渠道

雖然附屬性刊物的商業屬性決定了它的整體編例和風格——圍繞影片影人為母公司做軟性宣傳，但依托國泰機構的強大財力和跨地市場，《國際電影》形成了圖文并茂、印制精美、傳播廣泛的總體品格。

作為電影工業的組成部分，電影雜志配合影片生產，在銀幕外策略性地營造一個存在于印刷媒體上的虛擬真實，其編排牽涉文字描寫的呈現技巧，也考衡各種圖像的安插運用，宛若一次紙面上的電影制作。以《國際電影》1960年8月號為例，該期文字方面的核心稿件如《〈殺機重重〉緊張刺激》《葛蘭載歌載舞》，均以片廠制的兩大支點——類型和明星為切入角度推介新片；固定欄目《銀色新聞》《香港十大賣座西片》等文稿放眼香港內外盤點影人影事，體現出向大眾媒介公共領域靠攏的姿態；編讀互動的《你像哪一位明星》《有獎猜謎》等欄目，以形象聯系或肢解明星形象的方式，增強影迷對電懋明星的物戀與崇拜；《幸運讀友》頁則刊登猜謎活動獲獎者照片，以此培養讀者對刊物的忠誠度；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幾篇專題文章：現代派畫家費伯夷的《影片片頭的設計》和銀髯的《十年來最流行的電影歌曲唱片》，看似以歷史視角總結影史及知識，實則巧妙凸顯電懋出品的專業性和藝術性；此外，本期還刊載了宗惟賡的《怎樣拍攝明星照片》，向讀者介紹明星攝影技巧，娓娓道來“亞洲影后”林黛、尤敏等人在鏡頭前的風姿，而她們都歸屬于電懋璀璨迷人的星群。

由此須談到《國際電影》的圖文構成。它是一份電影畫報，文字作為輔助說明的點睛之筆所占比重不大，足以吸引影迷眼球、滿足視覺消費的圖片才是刊物主體。每期目錄都會以醒目字體標識“彩色之頁”和“圖片之頁”，包括有影片劇照、片廠花絮、名家漫畫等不同形式。其中，作為刊物直觀展示的窗口——封面頁的明星藝術照，一般都會邀得宗惟賡或高嶺梅等攝影名家掌鏡，傳遞出藝術精英眼中的現代美感。《國際電影》每期都含彩色巨幅插頁，年底還會附送明星月歷，均可供讀者懸掛貼用，在潛移默化中延伸至個體日常生活。這些精美圖片與信息充沛的文章一起，構建起一個不受時空限制的影院延伸傳播渠道。

與《國際電影》長期合作負責雜志刊印的，是由嶺南畫派畫家關蕙農創建于1915年的亞洲石印局，在香港印刷界信譽甚隆且技術實力雄厚，以此為依憑，《國際電影》自1963年率先實現全部頁面彩色印刷，成為“東南亞第一本彩色電影畫報”，刊物每期在香港出版后分銷各地。邁入20世紀60年代，該刊曾因“選稿好，風格高，印刷精美”得到《好萊塢導報》的關注［4］，當時它已行銷27個國家及地區。中英文雙語編寫的稿件既可供跨國傳播，又極大滿足了海外華僑的桑梓之念和文化懷思，主導影響了他們的觀影趣味，從每期獲獎名單及函件來源構成可看出，它在各地華人社群都有忠實擁躉。電影學者焦雄屏就曾回憶：“在五六十年代，這本刊物似乎是臺灣一般家庭女性最重要的精神食糧，也是社交重要話題……造成的宣傳效果實在難以估量，堪稱今日港臺明星畫報之濫觴。”［5］

《曼波女郎》劇照

三、商業訴求與文化推手：

文宣策略與編輯理念

作為大眾文化構成的商業流行讀物，電影雜志是“寄居在商業化的電影與文人化的刊物夾縫中的一種獨特存在”［6］，對《國際電影》——在香港重商環境下出版的附屬性刊物而言，商業訴求和文人理想間的抵牾就顯得更為突出，在不斷調校中，《國際電影》嬗變形成了折中雅俗、頌贊現代的立場旨趣和編輯策略，而這才是它在激烈的出版競爭中脫穎而出、形成深遠文化影響的根本所在。

（一）折中雅俗：精英意識與大眾文化的調試

區別于同時期大部分影刊，《國際電影》在符合商業訴求、尊重讀者趣味的同時，刊載了大量創作札記、理論探討等深度文章，體現了廁身其中的文化人對大眾文化的參與及滲透。

《國際電影》的創刊號即宣告公司聘請到張愛玲、姚克、宋淇等文藝界翹楚組成劇本編審委員會，電懋時期《情場如戰場》《四千金》等重要作品，或由張愛玲、秦亦孚原創，或改編自劉以鬯、鄭慧等人的著作，不僅形成了文人片廠的品牌特色，也形成了電影創作與嚴肅文學、廉紙小說的出版文化疊合互動的活躍生態。

上述文藝界精英以《國際電影》為平臺，悉數上陣撰寫專文，如：創作手札類的《小說與電影》《寄友人書》；技巧普及類的《綦湘棠談電影音樂》《與范杰談攝影》；人物側寫類的《我所認識的張愛玲》《訪劇作者秦亦孚》……涵蓋了電影本體思考及創作技巧言說等諸多面向。這些文章雖有應和宣傳的目的，卻也并非直接廣告性質的鼓吹，更未局限于曲高和寡的空議，而是集知識性、專業性、趣味性于一體，不但標榜自身文化品位，更在潛移默化中提升觀眾對電影藝術的認知，形成了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對話共生的張力場。電懋的核心人物宋淇曾一再提及文學上的Middle-brow——“泛指夠不上經典小說水準，而比迎合讀者低級趣味的小說高雅的那種說部”［7］，以此闡釋公司的制作路線，而《國際電影》折中雅俗的編輯理念，顯然也可從這一定位上去延拓解讀。

（二）頌贊現代：女星的形象塑造與文化想象

知識精英的介入給《國際電影》帶來的另一特質，是以某種文化先覺參與生成關乎都市文化的現代想象，成為時代轉變的文化推手。

進入50年代，香港由單一轉口貿易向勞動密集型制造業轉軌，工廠數在1951—1962年間增長4倍，雇傭勞動力增長3倍，國泰機構的市場腹地新馬地區也由殖民地向現代民族國家過渡，醞釀中的經濟起飛催生民眾對優質生活的向往。李歐梵指出：“出版文化，尤其是流行雜志和小說，不僅輔助了電影這種新的視聽媒介，而且在創造新的、流行的、關于都市現代性的文化想象中，它們都成了主要媒介。”［8］該判斷同樣適用于《國際電影》的文化形構。其中，作為刊物主要表現內容的女星形象，不啻為一道意蘊豐富的文化景觀，她們既是“都市想象的載體，又是現代生活方式的代言人”［9］。

明星研究區分了演員個體與明星形象二者的差別，認為明星形象是由電影文本和促銷文本——制片廠發行的報刊，以及其他媒介形態在交互指涉中建構的復雜多義體［10］。不同于大部分通俗刊物對明星身體的過度消費及對緋聞逸事的大肆渲染，《國際電影》與公司出品的都市文藝電影互為表里，在銀幕內外為旗下明星形塑出健康自信、蓬勃向上的現代風貌，她們與處于時代轉折中的觀眾建立起正向的情感聯結，并以具象的方式回應了大眾普遍關注的現代性議題。

《國際電影》的現代明星形象“書寫”從三方面由表及里地展開：

第一，體現為彰顯摩登時尚品位。香港制造業的繁盛使更多女性步入社會并擁有可支配的經濟來源，引發女性社會地位的轉變及現代意識的萌生，《國際電影》以明星的暈輪效應設置女性讀者關注的時尚議題，通過封面女郎、插頁圖示、明星著裝等多種形式進行摩登示范，促進了現代消費文化滋長。

第二，引領現代生活方式。《國際電影》通過一系列敘述策略和視像符號營建出明星在銀幕外的日常生活樣態，她們或精于擊劍、沖浪等中產運動（《林翠與運動》），或游刃于曼波、爵士等歌舞形式（《才華驚人的葛蘭》），或在國際旅行尚未普及的年代盡享跨地的現代體驗（《懂得旅行樂趣的林黛》）——值得一提的是，《國際電影》曾長期向航空公司免費供應［11］，這些都體現出刊物超前的中產視野與都會趣味。

第三，倡導正向價值理念。《國際電影》頻繁報道旗下明星參與慈善公益活動，樹立她們具有社會責任感的形象；刊物還設有“明星之頁”記述影人的“前明星”歷史，把她們打造為依靠奮斗成名的現代成功學典范；即使如披露明星私生活的專欄，也在公共視野中把她們塑造成在家庭中恪守傳統的女兒/妻子形象，而非以緋聞報道增加銷量。

國泰機構的首腦陸運濤曾公開表示：“我雖然是‘馬來亞（今馬來西亞）人’，我仍然是中國人，所以我有為中國文化在海外盡一份維護及促其發展的心愿。”［12］由此觀念主導，《國際電影》在頌贊現代的同時始終深深植根中國倫理傳統，以印刷媒介為載體喚詢海外華人的身份認同和文化歸屬。在通俗卻不流俗的宣傳理念中展現的女明星，不僅是被凝視的欲望客體，更成為讀者想象性認同和自我建構的鏡像模板，這些既能代言現代都市生活又推崇中國傳統道德理念的明星形象，熨帖著身處新舊觀念角力中讀者的集體焦慮，寄寓了海外華人的文化鄉愁與現代向往。

結語

整體而言，《國際電影》這份流通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經濟文化轉軌中的大眾流行刊物，在內容和立場上能較為超前地把握時代走向，平衡游走于時尚趣味、文化引領、宣傳效應之間，于雅俗共賞中保有豐富的社會文化內涵。它的成功甚至引來美國影界多次撰文分析，認為“深資好萊塢影業和電影雜志借鏡”［13］。

回首《國際電影》在香港創刊的1955年，美國電影曾在此地創下全球票房收入第19位的紀錄，在好萊塢電影的強勢包圍中，《國際電影》與國泰機構共生共榮，以現代辦刊理念及獨特的文化視野為香港國語電影建構起言說表達的空間，最終闖出一條既能承載商業愿景又可表達文人理想的成功辦刊之路。這份長壽且傳播廣泛的精美畫刊作為時代的注腳，不但勾勒出彼時流行文化變遷的軌跡，也在宣傳策略、明星塑造、影迷聚合等諸多面向積累了豐富經驗，值得進一步追鑒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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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許琦來源/導演幫（ID：daoyanbangw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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