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大衛·芬奇的御用攝影師之一，杰夫·克羅嫩韋斯（Jeff Cronenweth）拍攝了《搏擊俱樂部》《龍紋身的女孩》《消失的愛人》等一系列當代新黑色電影（Neo-Noir）經典，其低光照的攝影風格是芬奇電影王國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在視覺上描摹著大衛·芬奇的電影中那些不為人所知的、充滿地獄隱喻的底層世界。
許多人也許會將杰夫·克羅嫩韋斯的黑暗風格與其早期為芬奇擔任操作員，或是跟隨達呂斯·康第拍攝《七宗罪》這樣的經歷聯系在一起。事實上，這似乎是一項家族事業——在他兩次贏得美國電影攝影師協會獎（ASC Awards）的父親喬丹·克羅嫩韋斯（Jordan Cronenweth）的職業生涯中，“少即是多”是一條重要信條。“使你獨樹一幟的，不是你決定打亮什么，而是你決定不打亮什么。(It’s not what you light, it’s what you don’t light that separates you from everyone else.)”在杰夫·克羅嫩韋斯的描述中，這是父親令他印象最為深刻的一句話。“年輕的攝影師總會犯這樣的錯誤——過度照明。其實你可以用最簡單的方式照明場景，仍然能得到很棒的結果。”在南加州大學的工作坊課程上，喬丹·克羅嫩韋思如是說。這場戲中，克羅嫩韋斯使用了一個巨大的背光，并在演員斜前方放置了一塊聚乙烯板，將光反射到演員的臉上《銀翼殺手》以低調、煙霧和霓虹著稱的視覺風格影響了后來整整一代的攝影師。而除了最為著名的《銀翼殺手》，為科波拉拍攝的《佩姬·休出嫁》（1986）同樣也是喬丹·克羅嫩韋斯為人所熟知的代表作，這部作品曾為他帶來美國攝影工會獎和奧斯卡金像獎兩項大獎。在工作坊課程上，克羅嫩韋斯帶領學生們一同回顧了他如何只用一盞燈得到片中地下室一場戲的杰出效果。這部電影是《回到未來》（Back to Future，1985）和《魔鏡之旅》（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1976）的混合體。影片情節是：婚姻不幸的女主角佩姬·休，在畢業 25 年后參加高中同學聚會；在聚會上，她興奮得昏了過去，醒來后發現自己穿越到了 60 年代，重新回到 18 歲。命運給了她重頭來過的機會，重溫叛逆青春之后，她和丈夫也重溫了鴛夢。工作坊要重現的這個場景，是重返青春的佩姬·休偷跑到父母家的地下室里抽煙。對她種種異常舉動感到費解的男朋友，也跟著她來到地下室，想當面問個清楚。科波拉在拍攝佩姬·休娘家場景時大部分用的是實景，是在真正的房屋里拍攝的。這就給攝影師帶來了一個棘手的問題，場地太狹小，燈光設備施展不開。克羅嫩韋思用一個簡單的辦法解決了這個問題，并在此次工作坊中重演了整個過程。“單一光源照明往往是不得已而為之的選擇。我們當時拍攝的那個地下室只有一扇窗戶，如果我在室內布光，就得藏很多小燈，不方便且效果很假，所以我想干脆只用一盞燈好了。窗戶提供了解決的方案，至少值得一試。”克羅嫩韋思在窗外支起了一盞功率是 10K的鎢絲燈，用來模擬月光。他在陰影處放煙，利用煙霧對光線的反射來提供一部分輔光，一塊正對著窗戶的小反光板用于提供更多的反光。整個場景最有趣的部分是大部分輔光都是演員自己提供的：男演員身上穿著黃色的毛衣，當他走向窗戶邊的女主角時，毛衣上的反光為女主角的臉部提供了額外的補光。演員凱特·霍爾和比爾·布雷迪重現了《佩姬·休出嫁》中的場景整個布光計劃非常大膽。攝影機與窗戶略呈夾角，窗外的 10K 燈從左至右照進室內，勾勒出樓梯等道具與布景的輪廓。煙霧提供了最低程度的輔光。女演員背對著窗戶坐在床邊，臉部位于暗區邊緣，男演員與她相對而坐，燈光勾勒出他的側面輪廓，畫面很有張力。場景的亮區過曝，而其他的區域則幾乎是全黑的。
然而當演員們動起來時，光效發生了變化，整個場面變得生動起來。當男演員進一步走向女演員時，他黃色的毛衣就好比是一個移動的反光板，女演員的臉被毛衣映襯得非常漂亮。這節課所展示的是燈光的簡潔性與運動性。通過利用演員的走位來調整畫面中景物的亮度，克羅嫩韋思向我們強調了電影的靈動之美。除此之外，單一光源照明還為這個故事增加了張力，使該場景中二人的窗前對峙更具戲劇性。克羅嫩韋思表明，他的照明方式就是解決問題：“情況時刻在變，每個場景的問題各不相同，隨著攝影師技術水平的提高，解決問題的方法會越來越多，你可以根據不同風格靈活選擇。當你在選擇鏡頭和其他器材的時候，你會自問‘我該怎么做才能得到理想的畫面呢’，大多數的攝影師給出的答案是：跟著感覺走。”克羅嫩韋思把“感覺”建立在了解膠片的基礎上。每部電影正式拍攝之前，克羅嫩韋思都會做很多膠片測試。他在訪談中說道：“我在很多不同的拍攝條件下試驗，洗印時把這些試片調成統一的影調。通過判斷光號的高低，評價試片是否曝光正確，最后得到一組通用的光號。但實拍的時候，第一天拍出來的樣片用通用光號洗印出來后效果可能會不理想，那么就得再調，直到洗印光號固定下來，才可以嘗試‘單光源照明’這種富有創造性的布光方式。畢竟，影響畫面的可變因素太多了，每一個環節都有可能出差錯。但也正是因為這種多變性，攝影師的工作才顯得尤為重要。”約翰·托爾是第二位連續兩屆榮獲奧斯卡最佳攝影獎的攝影師，在成為攝影指導之前，他在兩部影片中為克羅嫩韋思做掌機員，《佩姬·休出嫁》就是其中的一部。“喬丹使用單一光源非常謹慎，我們一般不會只用一盞燈，但每場戲的照明都是從一盞燈開始構思的。在地下室的這場戲中，一開始，他只用一盞 10K燈是為了看大體效果。燈亮起來后，他發現一盞燈就夠用了。這是一個看似容易的過程，其實，能夠在某個時候意識到燈‘夠用了’，是非常考驗功力的。整場戲的強大之處在于簡潔性，從構思起，到亮起第一盞燈，再到決定是否添加其他的光源……攝影師作判斷的過程非常微妙。多亮起一盞燈，場景的氣氛也許就全毀了，關鍵步驟在于判斷優劣的邊界。對此喬丹的判斷力非常了得，他在作決定之前有時也會量量光，但那些讀數對于他來說沒那么重要，眼力和對攝影技藝的理解才是他的法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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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后浪電影學院 來源/導演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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