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90年代末到2000年初，香港流行音樂以及電影以盜版光碟的形式，進入內地，并對一批80、90后產生深遠影響。盜版的泛濫離不開影碟機的出現。1993年，世界上第一臺VCD視盤機（影碟機）誕生在中國內地，此后，VCD機在內地的銷量持續攀高，到1997年，年銷量已增至1000萬臺。

當然，習慣了在碟廳消費電影的內地觀眾，完全無法意識到，盜版的泛濫，也在多年后，成為了助推香港電影走向衰落的原因之一。但也正是得益于盜版的傳播，李小龍、張國榮、梅蘭芳、周潤發、梁朝偉、周星馳、鐘楚紅、張曼玉、劉嘉玲…...在內地紅到發紫，現在的人可能無法想象，香港是如何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間，發現并培養出了如此多優秀的電影人。

沒有誰能完全代表香港電影，香港電影是群像，有俠客，有警匪，有香車美人，也有市井小民。人們記憶里的香港電影是警匪黑幫，是旺角，是維多利亞港，是反復出現的街角城市。

這一切的源頭，要追溯到1909年。

那年，香港出現了第一部在本土拍攝的電影《偷燒鴨》，劇情很簡單：又黑又瘦的小偷，盜了一個胖子的燒鴨，被警察抓個正著。這是當時典型的美式喜劇套路。據記載，影片導演梁少坡在拍完《偷燒鴨》后，就迅速北上抵達上海，繼續學習電影。

此后的幾十年間，香港電影一直緩慢發展，并持續接受來自歐美、日本、上海等地域的影響，在各種文化的交鋒之中，香港電影一直在探索自身的定位。一直到1958年，后半生在內地蓋樓無數的邵逸夫從新加坡回到香港，成立“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正式開始他在香港的電影事業。

從他開始，香港電影，終于進入了疾速邁步的時代。

• 港味記憶

1988年，《旺角卡門》。

旺角兩居民樓逼仄的巷道中間，小弟烏蠅（張學友飾）對著旺角混混阿杰（劉德華飾）說，我烏蠅寧愿做一日英雄，都不想一輩子做條蟲。

2002年，《無間道》。

香港四方商業大廈樓頂天臺，劉建明（劉德華飾演）對著警方臥底陳永仁（梁朝偉飾演）說：我想做一個好人。

大部分時候，港式警匪片屬于街道和巷子，人們在巷道中穿梭生活。這里什么都有，但唯獨沒有人類足夠的生存空間，道路狹窄，樓宇密集，慶幸這里沒有冬天，厚重與不便不適合這個節奏飛快的城市。

《無間道》要展現開闊的空間，只能選擇往上走，這在港片里是極其少見的，導演劉偉強刻意放大了空間與空間之間的對比，天臺屬于一些虛妄的念想，注定無法落地，劉建明永遠不可能獲得重構身份的機會。

香港的繁華和明亮，體現在無數的購物商場，以及夜晚大片色彩斑斕的燈光里。受過港片影響的游客，注意力往往不在購買，他們追尋著港片里每一個意味深長的地標，只為了尋找到記憶里那個揮之不去的畫面。

比如《胭脂扣》（梅艷芳、張國榮主演，1987年）里的水池巷，《重慶森林》（林青霞、金城武等主演，1994年）里的重慶大廈，《最佳拍檔》（許冠杰等主演，1982年）里的皇后碼頭，每一部在本土拍攝的經典電影，都會為香港留下一個時代景觀。

第一次去香港的游客可能常常會感到驚訝，在香港，任意走動就可能誤打誤撞記憶中某部電影的取景地。

“香港是效率很高的一個城市。一天24小時，你什么時候要吃什么東西，隨時都可以買得到。因此香港酒店餐廳的生意都很差的。因為只要你走到街上，從最便宜到最貴，不知道為什么都有24小時的。香港就是這樣。”《竊聽風云》導演莊文強解釋什么是獨特的“港味”電影，

“香港又是一個那么擠的地方，所有的街道都是很窄的，行人道很窄，人跟人很容易碰撞，人跟人很容易摩擦，很容易對抗。廣東話又是很高速度，大家講話都劈里啪啦好快的。那種節奏感是獨有的。所以有一段時間我們的前輩拍出了很優秀的電影，那個電影結合了香港實體的語言，文化的語言，在他的電影語言里，然后形成那一種就叫我稱之為‘港味’的東西了。”

1997年之前，內地居民赴港旅游需要辦理繁瑣的手續。那個階段的香港，還未揭開神秘的面紗，內地居民依賴電影，拼湊出了維多利亞港口、中環、尖沙咀的模樣。

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高速發展的香港電影開始影響東南亞華語圈、中國臺灣、韓國、中國大陸等地。偶爾還會有一些片子沖出亞洲，進軍歐美市場。

韓劇《請回答1988》的第一集，五位主角聚在一起，收看的正是當時流行的槍戰類型片《縱橫四海》（1991）。“槍戰片”是導演吳宇森所長，他被奉為“暴力美學”的大師，最經典的畫面自然是在《喋血雙雄》（1989）里，周潤發教堂槍戰，四周躥起白鴿。

吳宇森之后，黑幫英雄片成為電影潮流。這是香港電影的特點，受到市場驅動，商人逐利而行，一部片子的成功，決定了接下來一定會有續集、再續。各類模仿也會在一段時間成功收獲票房。直到觀眾厭倦，倒盡胃口。

因而，香港流行什么，內地的觀眾就在看什么。香港永遠是活在電影里的香港。

• 武俠復興

帶著香港電影進軍歐美的，竟然是融合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武俠片。新派武俠片的開山鼻祖，不得不提及三位大導演：胡金銓、張徹、李翰祥。

張徹出生于1923年，原名張易楊，祖籍浙江青田，在上海長大。因而，張徹在拍攝電影時，并非完全的“港派”思想，譬如完全模仿好萊塢流行。

“海外千萬華人，到現在，除了中年以上的人，猶有‘故國衣冠’之思，年輕一代，根本不知‘故國衣冠’為何物！有之，只是在電影中看到。——海外青年愛看武俠片，我們國產電影，若能把握這一機緣，不但可使海外青年，不忘‘故國衣冠’，而且能借此潛移默化，灌輸我國固有忠孝節義道德，于不知不覺中，多知我先民之英勇壯烈事跡，而增強民族信心。”張徹把這一思想應用到了電影拍攝之中，他開創的陽剛武俠浪潮，成為了香港電影崛起的轉折點。（《香港電影研究》王海洲著）

譬如他的代表作《獨臂刀》（1967），男主方剛幾經磨難，最終習得獨臂刀法，在故人危難之際，挺身而出，以德報怨，戰勝了“長臂神魔”。這一人設非常符合人們對傳統武林大俠的想象，一身正氣，命途多舛，但憑借天資與勤奮，最終克服外在和內在的困難，突破人生瓶頸，憑一己之力，收獲至尊武林地位。

有記載稱，《獨臂刀》成為了香港第一部票房破百萬的電影。電影成功，比張徹還興奮的，可能是本片的老板，邵氏兄弟電影公司的老板邵逸夫。

前文提到，他在1958年返回香港，開始自己在香港的電影事業，集中火力對抗在香港的另一家電影制片公司“電懋”（國際電影懋業有限公司）。

邵逸夫出生于1907年，于2014年辭世。他在家排行老六，還在念中學時，就加入了長兄在上海的電影公司天一，并負責海外發行事宜。后受戰爭影響，公司業務一度受到重創。待戰爭結束，邵氏電影業務才重回正軌。

回港后，邵逸夫重金新建邵氏影城，據張徹回憶，當時邵逸夫手上，拿著匯豐銀行無限投額支書。正是在邵逸夫手下，邵氏電影以陽剛武俠打入市場，《獨臂刀》后，又有了《金燕子》《大醉俠》《龍門客棧》等。輝煌時期，三大新派武俠導演，同時供職于邵氏電影。

與張徹不同，胡金銓（1932-1997）出身北京京劇科班“富連成”，將舞臺化的武打動作，改良為節奏更快的電影動作，他在1967年離開邵氏，赴臺發展，后來，一部《俠女》讓他獲得了第二十八屆戛納影展最高技術委員會大獎，《山中傳奇》助他成功拿下金馬獎最佳導演獎。

李翰祥則是二進宮。不堪邵氏壓迫，李翰祥在1964年受對手“電懋”攛掇，離開邵氏，前往臺灣組建國聯（國聯影業有限公司）。但因經營不善，又在1971年向邵氏求和，請求回到香港發展。

重返邵氏后，為了證明自己的商業能力，也為了報答邵逸夫的收留，李翰祥開始主動拍攝風月片與喜劇片。后人對他此舉頗不理解，評價也不高，畢竟這是一個曾經獲得金馬獎最佳故事片導演的能人。后據他本人回憶：“我拍的那些喜劇呀，風月片呀，完全是為了賣錢。”（《香港電影演繹》魏君子著）

在引入電影三級制度以前，香港某一些古裝情色電影被統稱為“風月片”。女演員接拍需要勇氣，導演改弦易幟也并不容易。

比如同時期的臺灣導演牟敦芾，受邵逸夫之命接拍“風月片”，其未婚妻——臺灣第一美女胡茵夢得知后，毅然悔婚。當然，后來人多認為，這是胡茵夢找出來的“借口”。

李翰祥的狀態可能是當時很多電影人都要面對的兩難選擇。公司青睞于可以迅速掙錢的片子，而導演常常懷揣著野心。以掙錢為目標的公司，沒有足夠的耐心和成本讓導演們嘗試新的電影風格。

邵逸夫的電影江湖從來就不曾太平過。1970年，邵氏手下重臣鄒文懷出走，并帶走何冠昌等強將，成立嘉禾公司。何冠昌與后輩的聯系緊密，也是著名歌手、演員梅艷芳與成龍的干爹。

嘉禾與邵氏相比，并未有太多的優勢，但好在老板鄒文懷眼光毒辣，在1970重金談下李小龍，先后推出以李小龍為主演的功夫片《唐山大兄》《精武門》《猛龍過江》，每一部都屢破票房紀錄。最終，嘉禾在70年代成長為，唯一可以與邵氏對抗的電影公司。

老對手“電懋”的消失，則讓人頗感意外。1964年，老板陸運濤在臺北乘坐飛機失事，包括陸運濤及其新婚妻子、行政人員等電懋高層在內的57人全部罹難，“電懋”不再是電懋，邵氏還是邵氏。

• 新浪潮的勝利

當一個東西成為流行時，那它距離過時就已經不遠了。

張徹、胡金銓為代表，改良的新武俠電影，在進入80年代后，盡顯疲態。藝術創作的魅力就在于此，標準是不恒定的。

進入上世紀80年代，香港經濟發展迅速，本地市民開始有了新的精神追求。一大批80、90后更為熟悉的電影人也正式進入大眾視野。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邵氏以及電懋等老牌電影制作公司，主要拍攝的是“國語”電影，便于電影輻射更廣闊的華語圈。但隨著香港本土文化的形成以及香港本土意識的覺醒，粵語開始成為主流，“香港人”也成為了電影導演的關注對象。

比如導演許鞍華在1979年推出的《瘋劫》，電影以真實案件為基礎，配合以電影鏡頭的運用，畫面的調度，改編為了一部在當時非常新穎的驚悚片。《瘋劫》也被視作香港新浪潮電影的代表作。

許鞍華出生于內地，但她的教育是在香港完成的。她在接受采訪的時候就曾經說過，“本地味道越濃厚，生活感就越突出，就更能感染人。”從《天水圍的日與夜》到后期的《桃姐》，都是許鞍華對香港本土人物的觀察。

如何拍電影，拍什么樣的電影，體現出了香港人對自我身份的認知。邵氏時期，大部分在香港發展的導演，更多受到內地傳統文化的影響，也多生長于上海。戰爭爆發后，很多人從上海移民到了香港。

進入80年代，香港本土影人面臨的問題是，如何表達香港本身？不是英國的，也不僅僅是傳統的。

梅艷芳主演的《胭脂扣》，張曼玉主演的《阮玲玉》以及更后期的《無間道》，都被視作香港電影人對身份問題的探討。

《胭脂扣》中，梅艷芳飾演的名妓如花回到了1934年，張國榮扮演的陳振邦是南北行海味店的太子爺，倆人于風月場所中相識，后開始熱戀，但身份的差距，讓倆人無法走到一起，最后相約殉情。但陳振邦并未殉情成功，他失去了殉情的勇氣，結婚后，潦倒生活。如花以“魂魄”的形式，目睹了這一幕。

這是前香港與后香港時代的相遇。

《阮玲玉》中，開篇就是張曼玉個人的采訪，劇情與采訪穿插，老一輩電影人與新一代電影人之間，既有重合也有傳承。《無間道》更為明顯，無論是警方臥底陳永仁還是黑道臥底劉建明，都在追求身份的“單一性”。

得益于本土意識的覺醒，吳宇森、徐克、劉偉強、關錦鵬、爾冬升、杜琪峰、陳可辛、林嶺東等為代表的“新浪潮”導演崛起，他們突破了題材與拍攝手法的限制，成為了香港電影黃金時代最寶貴的電影人。

• 演員百花齊放

時代造人。

80年代的香港，名導名演員遍地。但即便如此，演員還是不夠用。人人都想爭奪最紅的演員，且只要配上知名演員，影片的投資立刻有了保證。

梅艷芳最早并不是演員。1982年，19歲的梅艷芳參加了香港無線電視以及華星唱片合辦的第一界新秀歌唱大賽，并最終勝出，就此出道。

關錦鵬在采訪時回憶，“拍《胭脂扣》時，原著作者李碧華也覺得她百分之百最適合演如花，盡管開始設定演員的組合一直在變———中間考慮過劉德華、鐘楚紅、鄭少秋，到最后我定下張國榮演陳十二少，大家就是不愿意改掉梅艷芳。她也表示很喜歡那個角色。”

《胭脂扣》拍攝結束后，關錦鵬、梅艷芳、張國榮成為了好友。甚至后來的《阮玲玉》，關錦鵬也說是為梅艷芳量身定制的。

但梅艷芳并未接拍《阮玲玉》。

張國榮比梅艷芳大7歲，但兩人先后在2003年去世。他和梅艷芳的經歷相仿，都是先唱后演，到90年代，張國榮退出樂壇專注電影事業。

不管是程蝶衣還是何寶榮，張國榮在演出時，都有特殊的張氏氣質，他的演出不能用“像”來形容，而是他本身就“是”。現實生活中，他也是性別議題上的先鋒者。既為先鋒，則注定要承受其中的痛苦。

永葆青春的唯一方式就是在年輕的時候死去。

和張國榮搭檔《阿飛正傳》（1990）的時候，張曼玉還未出演《阮玲玉》（1991）。張曼玉出道早期被媒體稱為“花瓶”，因多出演單純而美貌的女性角色，并無太多演技上的挑戰。

在《阮玲玉》的片前采訪中，導演提到阮玲玉的經歷，張曼玉當下的回答就是：那不是就跟我很像？

張曼玉的前輩，“老演員”阮玲玉一生極其短暫，事業上獲得了極高的關注，經歷過從花瓶轉型實力派的時期，但個人感情之路并不順暢，當時的輿論對她的私生活投去了過多的關注。一直到她25歲，終于，留下：人言可畏，我何罪之有？后吞下安眠藥，離開人世。

《阮玲玉》播出后，張曼玉拿到了第42屆柏林國際電影節最佳女演員，并再次拿到金馬獎、金像獎最佳女主角。

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有好的劇本，也有好的導演，同時也就挑選出了一批好的演員。

很多演員身上都有摘不掉的標簽。比如周潤發和槍戰片，周星馳和無厘頭，成龍和功夫片。他們是香港電影流行文化的締造者。周潤發、周星馳、成龍三人被業內稱為“雙周一成”，因為自身的商業價值高，各有所長。

優秀的演員太多，受限于本文篇幅，并不能一一提及。

時代和人的關系很微妙，這群人成就了時代，時代也成就了他們。隨著香港黃金時代的過去，臺灣、大陸的本土演員也在成長，失去好劇本的香港演員們，代際成長沒有跟上，終究再難看到當年的盛況。

大陸的大花們也在成長。2009年，高群書的《風聲》啟用了清一色的大陸演員，這是第一部以大陸演員為主的商業大片，李冰冰憑此片拿到了金馬獎最佳女主角。

• 引入臺資 爛片泛濫

危機潛伏于黃金時代。

很多人以1997年為分水嶺，并以回歸前后，來界定香港電影的發展態勢。

但許鞍華不這么認為：對香港電影來說，1993年才是真正的分水嶺。1993年之前，香港市場一年可以拍到二、三百部電影，而且票房很高，在臺灣地區、韓國乃至東南亞都很有市場。可是到了1993年，美國電影《侏羅紀公園》等大片的上映，反響很好，給香港電影帶來沖擊；臺灣片商也不再像以前那樣買片花，很多電影拿不到定金，開不了機；加上香港電影質量也出現一些瑕疵等原因，這之后香港電影開始走下坡路。（《導演許鞍華：我與香港七十年》新華社）

80年代后，香港電影有了國際影響力，自然不缺投資，尤其是來自臺灣的投資商。90年代初期，臺灣投資商看中了香港電影市場的巨額利潤，慷慨解囊，只要香港影人能夠拿出大概的故事提綱，再輔以相應的香港影星，就能直接拿到上百萬的投資。

這倒是很像早兩年的創業潮。成果不重要，前期的大餅更重要。數據顯示，在臺資的助推下，香港電影年產量一路猛增。有數據顯示，1988年香港上映影片數量為120部，到1992年上映數量增加到165部，1993年首次出現下跌，回落到了153部，與許鞍華觀察到的現象一致。市場是有限的，特別是重量不重質的香港電影，邊拍邊寫劇本的例子，比比皆是。

吳宇森在2014年公開說過，“我們幾乎要拍什么就拍什么。我有好幾部戲根本沒有劇本，一面拍一面寫。《英雄本色》只是有一個故事大綱，然后憑感覺、感情拍出來。拍《喋血雙雄》也沒有劇本，也是邊寫邊拍。因為大家互相信任，這種信任來自投資方、來自觀眾，也來自片商，他們對我們有足夠的信任與喜愛，所以我們工作自由度非常大。 ”

王家衛也在臺資富裕的時期，拿到過投資。徐克拍攝的《笑傲江湖之東方不敗》火了以后，王家衛搞出了劇本《東邪西毒》，并配上了比《阿飛正傳》還要豪華的明星陣容，包括張國榮、林青霞、梁朝偉、張學友、張曼玉等等。

但王家衛依然是王家衛，電影是不可能充滿趕制的。拖拖拉拉半天，劉鎮偉探班的時候發現，這戲根本不可能按照原先承諾的檔期交付。為了避免王家衛惹上臺商的麻煩，劉鎮偉用一個月的時間拍攝出了《東成西就》，還在賀歲檔成功收割了一波票房。

類似《東城西就》的作品很多，香港電影里有個專門的名詞叫“七日鮮”，形容一部電影的的拍攝制作周期極短。

1986年《英雄本色》大火以后，徐克、吳宇森立即就拿出了《英雄本色續集》。黑幫英雄片成為追捧的流行，向華強創辦的永盛電影公司，也拿出了《英雄好漢》。

導演王晶更是深諳香港電影市場的規律。他被視作“七日鮮”的代表人物。“七日鮮”的正面意味著勤奮，負面則意味著粗制濫造。

和同樣追求工業化的好萊塢相比，香港電影的“工業化”是半殘狀態，速度很快，但最終只是被金錢裹挾，一點一點丟失掉原來的優勢。

• 再難輝煌 風骨仍在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香港電影圈出現的很多東西，也常常會在大陸影視圈看到重現。典型如粗制濫造，演員軋戲。

劉嘉玲來內地拍出了《阿修羅》，梁朝偉也弄出一部《歐洲攻略》，脫離了香港圈的香港演員們，相繼撲在內地劇本上。

反觀香港本土電影，反而低調了很多，缺少資本關注的香港電影，每年依然可以貢獻不少優秀的作品。1981年起創立的香港電影金像獎，如今還是兩岸三地最有影響力的獎項之一。

只是獎項上，出現了更多內地電影人的身影，競爭不再局限于一個區域內部。電影投資人葉澤錕說，“雖然香港電影這幾年產量少了，但是你不認為質量都是有史以來最好的么？《我要成名》雖然用了霍思燕，但是誰能說它不是香港電影？再比如爾冬升的《門徒》、譚家明的《父子》。”（《回歸10年的香港電影》三聯生活周刊 2010年）

香港電影很難再回到八九十年代，或者說整個華語圈的電影，都很難再創當年的佳績。換個角度看，少了粗制濫造的機會，香港電影人反而有可能把精力放到提升電影的品質上。

現在還能拍出《踏血尋梅》《明月幾時有》《樹大招風》《黃金時代》的香港電影圈，依然值得敬佩。

只是，黃金時代過后，香港電影為后人，留下了太多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