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年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入殮師》，近期在國內院線重映了。

并不意外的是，坐在影院里的觀眾回看十三年前的電影，涌現了更多批評的聲音。豆瓣上最新的一條熱評聚焦在了電影價值觀的呈現上，評論認為電影中單薄且符號化的妻子形象，以及結局父子的和解場面等，都不令人滿意。短評在結尾問道：“ 最后的疑問：怎么得到這么高分的…08年大家不吐槽這些點嗎？”

其實《入殮師》當年的獲獎就有一些爭議，不少影迷認為比起《入殮師》，拍攝難民營大屠殺的《和巴什爾跳華爾茲》，或是獲得同年金棕櫚獎的法國電影《墻壁之間》，更值得這個獎項。“它不能跟我剛才提到兩部競爭者相提并論，這并不是說這部電影很差勁，但它是一種風景如畫、多愁善感的甜品”。

用“甜品”一詞來形容《入殮師》存在的問題是相當準確的。甜品很討人喜歡，但是如果不加節制的吃下去，很快會感到發膩。影片中的很多設定都過于套路化，比如妻子的懷孕、親友對入殮師態度的巨大轉變、以及過多的畫外音等，而在情緒的表達又太過泛濫，有網友表示像是看了“兩個多小時的日劇”。最讓人覺得刻意的，是結尾父親遺體手中握著的石頭信，導演想通過這一個戲劇化的設置，在同一個場景下，完成妻子對丈夫職業的認同，以及主角對父親情感上的和解。石頭信伴隨著久石讓的配樂，影片中的畫面不斷閃回，當年父親面容也逐漸清晰。

這種套路化的手法的確可以把觀眾快速代入情緒之中，但這也同時伴隨著一種廉價感和不確信。主角和觀眾都沒來得及被給予喘息的時間，導演就用石頭信作為催淚劑，幫助主角和“沉默”的父親達到了廉價的和解，帶觀眾走向了影片的高潮。

但是在當時這類批評并不是主流的聲音。《入殮師》不僅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也收獲了蒙特利爾國際電影節最高獎，在本土更是囊獲60多個電影獎項，票房收入超30億日元。

如果深究《入殮師》的得獎和成功，時代背景是相當重要的一個因素。正如一篇日本評論所說，從“9·11事件、阿富汗戰爭到金融危機，美國人的生命觀和價值觀持續受到了沖擊”，而《入殮師》則恰逢其時的提供了他者化的、來自東方的生死觀。當進步、樂觀的美國現代主義，面對金融危機暫時失能后，遙遠的東方提供了一套不一樣的敘事邏輯，而被最強大的現代國家的公民所認真對待和思考。

其實《入殮師》的導演瀧田洋二郎在當時就已經敏銳覺察到了這一點，在電影制作完成后，《入殮師》又延期了13個月才找到發行商，這本來是相當苦惱的事情，但是瀧田卻認為這是天賜良機，因為日益惡化的經濟環境也許會為電影帶來更多的觀眾。這個時候，人們會想 “錢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嗎？” 他說， “人生最重要的又是什么？人們當然都在尋找某種舒適圈、避風港。無論是從音樂、書籍還是電影中尋求慰藉，很明顯的是，人們都正在尋找一些東西。”

《入殮師》在很大程度上確實提供了精神避風港的職能。在當時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機下，不光是如同男主一樣在東京打拼的日本人失去了工作，遠在大洋彼岸的華爾街也同樣經歷著大規模的裁員潮，曾經的精英們失去了自己“體面”的工作。

因此，《入殮師》其實講的故事更普遍，也更能治愈當時的人們：是一個關于在大城市拼搏的失意者，最終離開城市，回到故鄉，尋求家庭和親情的慰藉，最終達成和解的故事。如果再結合現實中發生的金融危機，會發現這種故鄉和家庭的敘事下，現代性的都市生活是需要反思的對象。

《危機時代的鄉愁與拯救之旅》一文中指出，“在現代化及全球化不斷深入的年代，關于現代及現代人的故事往往被講述為一種離家出走的故事，即離開故鄉與土地，來到他方或城市尋找自由、價值和成功。”個體需要背離由血緣構建的傳統熟人社會，拋棄前現代的生活方式，而只身進入資本主義的大都市，接受現代文明的“洗禮”和規訓，成為只身一人的都市拼搏者，或者說美國夢的主人公。

當現代性的敘事面臨危機，一種前現代的鄉愁自然而然的回歸了。這種鄉愁可以被看作是18世紀以來反工業化、城市化的浪漫主義的延續，他們認為啟蒙運動中對理性的推崇毀壞了人類的家園。因此現代城市的創傷需要在故鄉中找到出口，故鄉在這里作為“家園/大地”存在。

影片中的男主，在東京交響樂團解散后，不得不放棄大提琴手的身份，而回到已故母親的房子，去尋找新的工作。在逐漸接受入殮師這個新的職業身份的過程，實際上就是男主重新擁抱家庭、家園的過程。母親去世時沒去看望的愧疚，以及幼年時期父親與情人私奔的創傷，都在入殮公司中得到了療養。“有年長而充滿權威感的社長、有在公司打理遺物的中年女性（也是一個母親），還有略帶羞澀的小林”組成了一個完滿的三口之家。父親在男主生活中的缺位，也導致男主和社長的關系中投射了他和父親的情感，最終他開始認同這份職業，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一種“子承父業”接受。

在故鄉的“家園”中、在鄰居婆婆的洗澡屋中、在三口之家的公司中，通過人和人簡單、直接的聯結，男主和過去的創傷達成了和解。在這里，故鄉給予了區別于現代都市的另一種生活方式，溫暖、且緊密的社會聯系和個體生活的意義是現代都市中的孤魂野鬼們難以獲得的。

但現實中的故鄉，不只是作為溫暖的“家園”，前現代的、傳統的家庭和社會觀念，也常常不合時宜的展露出來。“東亞三兄弟這個儒家體系（包括日本那個變種儒家文化）都有這個臭毛病，活著的時候一忍又忍，死了卻“人都死了”就各種遷就了。想成為女性的兒子被父親接受了、想穿長筒襪的老奶奶葬禮上穿上了，一輩子糟糠妻的女人死后讓丈夫知道自己的美貌。”

電影中的妻子形象也單薄得要命，是日本傳統社會中典型的女性形象：漂亮、順從且樂于奉獻。丈夫瞞著自己背負巨債時不生氣，丈夫失業后想要自己陪著回鄉，也是想都沒想就接受應允下來，就連丈夫又瞞著自己新的職業，且拒絕溝通后，也是在導演的“安排”下，因為懷孕主動求和，同時快速接受了丈夫的工作。

而最糟糕的，就是前文提到的男主跟父親過于簡單化的和解，父親不辭而別三十年，一次都沒回來看過。男主對父親的情感是怨恨交織，相當復雜的。但導演的石頭信卻設置的太過戲劇化，反而顯得輕盈和廉價。這反而會讓人覺得不是和解，而是一種“天命式”讓步，是一種向傳統的家庭觀念的回歸。在這樣一種家庭倫理下，妻子最終不得不理解丈夫的決定，孩子也最終不得不諒解父親的離開。

也許導演在結尾處處理得更克制一點，讓男主在清理父親遺體時的情緒更內斂一些，石頭信在后一個場景中被偶然發現，比如過了一段時間后，在男主自己的房間獨處，整理父親的遺物時發現。主角和觀眾對情感的消化就沒有原片中那么“消化不良”了。

《入殮師》回應了當時以金融危機為范例的現代性危機，但這種回應反而退回到一種前現代的危險當中，家庭和傳統當然并不都是糟糕的，但如果像影片中那樣一把前現代的精神不加區分地全盤接受，糟糕的女性形象，和虛假的大團圓結局都會跟著涌現出來，那這種嘗試的結果就必然是糟糕和失敗的。

即使在十三年后的今天，現代性的種種頑疾依然存在，也依然是爭論的焦點。當獨孤的單子漂浮在資本城市森林的空中，家庭可以為每個個體提供相當正面的力量，傳統社會中人和人更正面、直接的連接，也的確值得我們思考。但是“前現代的鄉愁”很大程度上只能作為一種彼岸的想象和參照，我們可以回到現實中的家鄉，但是我們沒法想象重新回到“前現代”的生活之中。我們只能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