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影視：不缺題材，卻留不住人才｜文娛地理

2021-10-26 10:42 發布

作者 / 小保

暴雨水災、古跡搶救、平遙影展、成龍影周……近日，山西不僅成為了國家時政議題的地理焦點，而且又再度聚集起了來自全國乃至世界電影業界的灼熱目光。

可以說，山西省是一塊寶地。從經濟上看，在上世紀乃至以往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山西都是中國最富有的省份；從能源上看，山西儲藏著大規模煤礦，供血著我國大多數地區生產生活與生計的電力運作；從文化上看，山西有著七個世界文化遺產和眾多可移動或不可移動文物，“游山西就是讀歷史”毫不虛言。

然而，山西在進入新世紀后的經濟沒落、人才外流、產業結構失衡卻又是令人唏噓的。據今年官方公布的2021Q1統計數據，山西總GDP排全國31省份中的第20位，兩年平均增速5.8%，處于靠后位置。而據今年最新公布的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山西是為數不多人口凈流出的省份之一，省會太原市的平均薪資水平亦只有4000元出頭。

此其中，在發展上“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山西電影產業和在外出勇闖天地的山西電影人便是縮影之一。

山西電影產業發展史

作家余秋雨在其文章《抱愧山西》中寫道：在山西最紅火的年代，財富的中心并不在省會太原，而是在平遙、祁縣和太谷，其中又以平遙為最；……晉商的鼎盛春秋長達數百年，它的衰落也不過是近幾十年的事。

是的，山西曾經最有名的是晉商和他們創辦的票號，晉商闖蕩神州、票號集聚平遙，然時代變革、票號生意沒落，遂開采煤礦，卻又在經歷一輪輪暴利之后被收歸國有，徒留一個生態破壞的爛攤子。如今，往日的商都平遙變成了今日的景點平遙，而在平遙，賈樟柯從2017年開始辦起了平遙國際電影展、建起了平遙電影宮。

實際上，山西與電影的連結遠先于賈樟柯對平遙的介入。

據《文史月刊》刊文考證，早在1919年，電影便作為一種基督教會的傳教手段傳入太原，而到了1924年山西督軍閻錫山掌權時期，他又請人拍攝了自己的閱兵儀式，耗資甚重。此后，1935年時閻錫山親屬一脈成立了西北電影公司，數年間拍攝了《千秋萬歲》《無限生涯》《塞北風云》《華北是我們的》《風雪太行山》等紀實向影片。解放后，山西電影制片廠于1958年成立，以差額補貼事業單位的身份拍攝了《明天我愛你》（1999，潘長江、李明啟主演）、《暖秋》（2005）、《于成龍》（2017）等口碑尚可的作品。至今，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也再下決心，朝著“打造一批有實力、有競爭力、有影響力的國有或國有控股文化企業和企業集團，組建全省五大文化企業集團”的目標前進。

不過，若說起山西與電影產業之間的聯系，如今大多數人的固有印象卻離不開“煤老板”三個字。

勿論煤老板們是否如負面刻板印象中那般生活奢靡、人傻錢多，在中國電影產業快速膨脹發展的2010年前后，煤老板確實給行業帶來了不少投資熱錢，由此也催生了不少懷著理想與目標進入電影行業的人們。可惜，熱錢終究是熱錢：2008年后山西煤礦基本被收編為國有，煤老板此后逐步退出歷史舞臺，而當煤老板們在電影項目上有了更多的“虧得不明不白”，興趣、熱情、投資也自然逐步褪去。

所以，煤老板終究只是一段歷史下的產物；與他們相比，在電影創作上勤勉實干的山西影人才是撐起“山西電影”排面的有名英雄。

說起山西電影人，賈樟柯、曹保平、寧浩這三個人的名字是繞不開的。生于廝、長于廝，雖從此地外出闖蕩，但其作品中有帶著濃濃的山西特質和情誼。尤其是賈樟柯，從《小武》開始便一直描繪著家鄉的基因，如今功成名就，又通過舉辦平遙國際電影展、出任山西電影學院院長等行動回饋山西。

除此三人外，在山西生活、學習、創作的電影人還有畢贛、韓杰、李非等等。有些人雖然沒有長在山西，但卻把珍貴的大學時光給予了山西；有些人雖然走出了山西，卻又將自己所學所做貢獻給了山西；而即便未曾與山西有過直接聯系的電影人們，也把自己的光影鏡頭給到了山西，比如馮小寧在《黃河絕戀》中盡收壺口瀑布的壯闊、張藝謀在喬家大院拍出了《大紅燈籠高高掛》、2017現象級電視劇《白鹿原》則讓上莊古村成為了那見證故事恩怨糾葛的舞臺。

由此可見，山西對中國電影人來說都是一塊不可多得的滋養之地。

▲賈樟柯、曹保平、寧浩

被困住的山西影業

然而，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山西電影產業的發展桎梏卻又那么明顯、那么令人感到“恨鐵不成鋼”。

首先，從宏觀發展的角度來看，煤老板雖已不再，“煤礦”二字卻仍困住山西。

2006年時，時政評論雜志《南風窗》上的一篇報道如此描述——“在這個以煤為重的內陸省份，全省的投資項目幾乎都直接或者間接傾斜與煤相關的產業，但當滿足了國家的能源需求后，山西才發現自己所有的產業幾乎都與煤有關！”因此，彼時的山西領導班子不知道除了煤和旅游，山西還能做什么，就連專家調研報告也直指山西的經濟結構調整還需幾十年。

此后，山西確實是有在努力的。自2011年開始，“文化強省”四個字便在山西的政策規劃中被反復提及；2016年前后，山西宣布將持續優化綠色能源結構、推進煤炭去產能；2017年底，伴隨著第一屆平遙國際電影展的落地，山西更是出臺了《優秀電影扶持獎勵辦法》，勢要打造實力強勁的“電影晉軍”。

但是，要想改變煤礦給山西帶來的產業結構，又豈在朝夕或幾年之間？沒有了私人煤業，公有能源業務依舊是山西省的經濟主力；即便有了主要收入途徑，不少省份卻又長期拖欠著山西的款項，直接導致了山西存不下錢；而窘迫的財務情況外加以往挖煤所落下的生態病，又在暴雨洪水來襲之際顯露無疑，繼而還連累著那些得不到妥善保護的文物古跡。

▲2021年10月8日，平遙古城城墻局部坍塌，圖源新華社

其次，相對貧瘠的教育資源推走了不少山西人才。時至今日，山西本省依舊沒有世界雙一流大學和985高校，僅靠一所以理工科目為主的211高校太原理工大學，又怎能留住千千萬向往更美好生活的年輕人呢？

而對于想學電影、通過高校資源成為電影人的年輕人來說，與家鄉相隔不遠的北京無疑會是更好的選擇。看向賈樟柯、曹保平、寧浩等山西影人，多數畢業于北京電影學院、中央戲劇學院、北京師范大學等知名高校；而據天眼查數據，注冊在山西省內的影視公司只有一萬六千多家，且多經營廣告制作、電影后期等周邊性或輔助性業務。

現下，我們或許可以把山西的影視教育前景寄托于“山西電影學院”，但即便有著“賈樟柯院長”的金字招牌，山西電影學院能否給山西影視教育帶來新風，仍將是個大大的疑問。同時，山西的人才補貼和引進政策也一直被山西學子和游子們詬病，勿說招來新人，要想能留住鄉人都成了一個問題。

▲賈樟柯（右）在山西電影學院揭牌儀式上

最后，山西省市政府在電影產業方面上的專業性、實干力和公權力亦還有待加強。

仍記得，去年的平遙國際電影展上鬧出了議論紛紛的“賈樟柯出走事件”；據21世紀經濟報道所述，彼時，盡管賈樟柯身邊的同仁不明所以，但面對平遙國際電影展最終將會被收歸政府舉辦這一大概率事件一直有所準備，所以或多或少也能猜測到賈樟柯的心思。然而，在“賈樟柯出走”后的大半年的空窗期內，政府方面并未有向大眾展示或交代出一套妥善的多方回應或替代方案，結果到了今年6月，賈樟柯又“毫無意外地”回歸平遙影展了。

從山西出發，在山西破局

因此，山西若想培育出更多優秀的電影人、電影產業若想在山西破局，從上到下、從里到外都還要做得更多。這一點同時也是很多山西影人的希冀。

比如，山西影人需要能促進彼此交流的平臺。賈樟柯2018年在接受山西晚報采訪時便談到，在平遙國際電影展上設立“從山西出發”單元，就是為了讓更多的山西影人找到彼此。所以，主創為山西籍電影人、或山西影視公司擔任第一出品方、或在山西取景拍攝、以山西為故事背景的影片均可報名參與展映。

“征集影片的消息發出后，（我們）才感受到山西確實不缺電影人才，也不缺電影資本，從這點上說我對整個山西文化電影產業是非常有信心的”，賈樟柯在采訪中補充道。

又比如，山西影人還需要依托家鄉各方面的協同發展，從而尋得更大的創作信心和更強的創作后盾。

在這一點上，自2018年落戶大同的成龍國際動作電影周就有帶出一個好頭，不僅成龍自身會通過電影節、公益代言、旅游推廣等途徑向外推介大同和該市的特色黃花產業，大同自身也在利用好電影節的溢出效應，落實產業扶貧和精準脫貧。到了今年，小黃花儼然已經成為了大同人民脫貧致富的大產業。

更重要的，是山西影人還需要一個能夠推廣作品的有效出口。

如今已經是個“酒香也怕巷子深”的時代了，山西影人鏡頭下的山西風貌實際上并不稀缺，但試問又有多少部作品得到了真正的宣發、從而走進大眾視野呢？比如，2018年時來自廣電體系的紀錄片導演張躍平拍攝了一部講述山西慰安婦題材的影片《大寒》，但卻未能留有宣發預算，最終還得由山西省社會學學會發起、山西省電影家協會、山西院線聯盟和電影《大寒》出品方陽泉廣電傳媒有限公司主辦了一場“山西人力挺山西電影《大寒》不下線”的電影復映活動。

又比如，由山西籍歌唱藝術家閻維文主演的傳記電影《風雨日昇昌》于2020年9月29日院線公映，卻只獲得了85.4萬元的慘淡票房，豆瓣上更是只有幾人標記。